枫桥经验:基层国保工作的持久动力源泉

枫桥经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奥秘在于抓住了基层工作的根本,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枫桥经验在得到认可、认证、推广后,枫桥人更是确信:只要精心维护、发掘,它就是一眼永不干枯的源泉。枫桥经验契合当前的政治背景,符合社会整合原则、切合现代哲学思维,融合当地文化传统。基于基层国保工作的枫桥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有为当先,情报维稳,各司其职,抓早抓实。在当前强调基层基础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做好矛盾化解与教育转化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基层国保工作的枫桥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研讨、总结、推广价值。

反恐怖安全防控宣传教育实证研究

昆明“3.01”等事件显示出恐怖袭击已不局限于某些特殊地区，而是逐渐向内地渗透。任何人口稠密、安防可以被突破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选择的攻击目标。本文通过对近5年相关文献收集、梳理，结合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提出加强、推进反恐怖安全防控宣传教育的对策建议：一是构建纵横交织的反恐宣传教育体系；二是分层分类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三是创新方式提质增效。

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变迁(1918~2018年)

德鲁兹人作为以色列境内的少数族裔,在1918年英军占领巴勒斯坦全境后不久,便获得了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给予的独立社团身份,且长期与当地犹太社团保持友好关系。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结为同盟,这种关系于1956年上升为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之间的“血盟”,以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之间特殊关系为实质的“德鲁兹—犹太复国主义盟约”由此诞生并持续至今。2018年以色列出台《犹太民族国家法》,其中部分条款引发了德鲁兹社团对这一特殊关系的质疑和对该法的抗议。一百年间,双方间的特殊关系历经酝酿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演进阶段和裂变阶段等不同时期。德鲁兹社团和以色列特殊关系的基石是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关系的非对称性使其虽屡受冲击但不会轻易破灭,而其前景本质上取决于以色列如何平衡国家的犹太属性和社会的政治民主。

欧洲“右翼型”与“圣战型”恐怖主义比较分析

自2010年前后中东和北非动乱以来,与该地区毗邻的欧洲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逐渐成为全球恐怖主义频发的核心区域。欧洲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逐渐演进为“右翼型”、“圣战型”、“左翼型”和“族群-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型”等四大典型类型,其中“右翼型”和“圣战型”是主要类型。同时,由于该阶段欧洲境内“右翼型”恐怖主义主义事件数量激增等因素,“右翼型”恐怖主义的威胁,与其他类型尤其是“圣战型”恐怖主义的威胁相比,引发了各界的密切关注乃至争论。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2009年至2020年该领域相关数据得出结论,研究表明,“右翼型”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欧洲境内较频发的恐怖主义类型且国际化程度逐渐在加强,“圣战型”恐怖主义仍旧是欧洲境内最致命的恐怖主义类型,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化程度加深”、“为实施恐袭在各个方面所选用手段存在一致性”是上述两类恐怖主义的最新共性。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促使其沿着“以色列-德鲁兹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趋势。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相比,人口规模相当、文化均较为独特、历史境遇类似、面临现状趋同,这成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色列建国初期的萌芽阶段、冷战时期的消极阶段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积极阶段。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具有时代特征鲜明、兵役制度优先和利益决定效果三大特征,对以色列境内其他阿拉伯群体、对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都产生了影响,对以色列国进行族群治理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在该社团内部存在分歧,在社团外部也引发了争议,因而可能会朝着曲折前行的方向发展。

当代邪教组织蔓延滋长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影响与干扰因素的邪教问题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当代邪教组织蔓延滋长的原因：从政治角度看，内外因素交织；从社会角度看，转型矛盾明显；从文化角度看，多元冲击主流；从历史角度看，新旧缘由交集。本文根据当前邪教组织活动情况，结合古今中外处理邪教、秘密教门问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校正观念、掌握情况、着力宣传、健全法规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