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域金融风险动态预警研究——基于浙江省月度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使得部分重点省域对国家总体金融安全影响程度显著而突出,关注我国省域金融系统风险并进行提前预警与监管防范对于省域与国家金融安全尤为重要。本文立足金融市场深入扩大对外开放趋势背景下,构建了我国省域金融风险先行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并以浙江省2004年1月—2016年12月样本数据为对象,通过TAR门限自回归模型和Ologit概率模型对省域金融系统风险状况进行了实证预警分析,研究发现:(1)省域先行预警指标统计检验发现,通货膨胀率与出口增长率对省域金融风险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效应,而新增信贷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与进出口增长率对省域金融风险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效应;(2)动态概率预警模型检验发现,省域上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对下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并使下一月份的金融压力风险起到一定程度的"熨平"作用效应;(3)通过统计检验比较发现,动态Ologit概率预警模型无论是从模型整体显著性与拟合优度,还是预测的准确度都明显优于静态概率预警模型;(4)通过近12个月的样本外数据对模型预警的稳健性检验发现,Ologit概率预警模型金融风险预测准确程度在严格区制上为25%,但大类区制预警准确度为50%,相对优于国内外同类型的模型预警效果。

组织变革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在分工的社会中,传统公司制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传统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公司的财产、收益、生产经营边界被打破。为了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消费需要,公司自身以及公司内部的部门和岗位都需要与外部的企业或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同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实现价值,从而形成共生价值。既然价值是由利益各方共同创造和实现的,就必须实现价值共享,继而实现价值共生。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就从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主体价值共享化。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国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层次"授权经营模式和"两层次"授权经营模式,不同授权模式的特征从明确国有资本权责利边界、健全出资人代表机制、完善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方面,为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完善提供启示。

年报预约披露延迟与企业创新

年报预约披露延迟会影响企业创新吗?为了回答这一科技创新过程中需要厘清的问题,本文采用零膨胀泊松模型,以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年报预约披露延迟的企业,随后3-5年内的累计创新产出会显著下降,该结果在经过因果识别机制检验后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融资约束上升导致研发投入能力不足,而非管理者短视带来的研发意愿下降。此外,高分析师关注、高法制化水平均能抑制延迟披露给企业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管理层应当遵守年报预约披露时间,监管机构应构建优良的信息环境、法制环境,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再论业财融合的本质及其实现形式

关于业财融合本质的研究,存在信息融合论、组织融合论和价值融合论三种不同观点。而信息和组织融合的前提是业务必须要创造和实现价值,这就决定了业财融合的本质是业务与价值的融合。然而,由于分工形成了财务(会计)部门与各类业务部门,财务(会计)部门偏重于价值,各类业务部门偏重于业务,导致必须要融合的业财出现了不融合的问题,表现为业务与价值创造和实现的不一致,业务信息与价值信息无法完全融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变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业务型组织转换为价值型组织。实现的方式包括设立跨企业的价值共创共享平台、企业内的价值型单元、模拟法人和作业价值基础的岗位,只有在组织层面上实现业务与价值的融合,业财融合才能根本实现。

并购溢价与创新实现渠道:选择抑或协同渠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在企业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自主创新往往风险较高,且周期较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并购以实现快速创新。并购促使企业创新实现的方式主要包括选择高创新能力标的企业和与标的企业实现协同创新两种模式,亦即选择渠道与协同渠道。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予以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并购前主并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言,并购溢价越高,并购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越强,选择渠道成立;而相较于并购前并购双方的创新能力而言,并购溢价与并购后通过协同产生的增量创新之间未能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协同渠道不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当被并购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时,并购溢价更高;过高的并购溢价可能会降低主并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再次证实和证伪了选择渠道和协同渠道。本文揭示了上市公司在并购创新渠道选择上的倾向性,建议企业在并购时及并购后应更多地考虑企业间的协同效应,而非仅关注标的企业的创新能力,监管机构则需加强对高溢价并购的监管,以防范其对上市公司自身运营可能造成的危害。

选择性高科技产业政策能被精准执行吗——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证据

对产业政策争议的关键不在于其“去留存废”，而在于产业政策能否精准执行。选取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执行视角，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视为精准执行产业政策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未来四年内获得正式授权发明专利量均显著增加；在高科技产业政策精准执行的三个实现渠道中，除了税收渠道外，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将显著促进政府补贴和债务融资两个创新支持渠道在激励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实际效果。总体上，高科技产业政蓑的精准执行优化了社会创新资源配置，有效地改善了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其创新“帮助之手”效应占优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