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公共资本

关于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提供了一个一般性分析框架,将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统一在该框架中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而清晰呈现了其理论发展脉络。首先,本文在基本模型中探究了该领域内学者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增长率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投资规则以及最优与均衡转移路径等。然后,通过逐个放宽基本模型的假设,本文考察了主要结论在扩展模型中是否依然成立。具体而言,本文分别在公共资本具有拥挤性而非纯公共产品性质,公共资本折旧率内生决定而非外生给定,公共投资同时以流量与存量形式而非仅以存量形式影响私人生产以及存在多级政府而非仅一级政府的假设下,对模型结论进行了检验。本文探讨了这些更反映现实的假定对结论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进而指出该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财政激励、政府主导与经济风险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主导这一重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主导,而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为政府主导提供了激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主导的经济风险日趋突出。消解风险,中国政府需要尽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地位退出,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深化财政改革,构筑政府自主退出的激励结构。

我国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微观分析

公共医疗服务在中国能否消除不同收入群体健康不平等和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成为矫正社会现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关键取决于谁从公共医疗服务中受益。本文在受益归宿分析框架下,基于CFPS 2008—2012年入户调查数据和保险价值法,对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新医改后,扩大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和更高的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不仅提高了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累进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义性,使最穷收入分组成为新医改后公共住院服务的最主要受益群体。公共住院服务受益正义分配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下降了5—7个百分点。然而,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再分配存在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严重偏向最穷收入分组的成本分担显著弱化了公共医疗服务收入再分配效应,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2—3个百分点;二是尽管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一定程度上更加偏向最穷收入分组,但其产生的再分配效应不是发生在最穷与最富两个收入分组之间,而是发生于前80%收入分组之间,后者造成2010年和2012年中间60%收入分组从公共住院服务中受益不足总收益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