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抉择弹性空间估计

扩大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提高财政政策应对各种不确定冲击的能力,稳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今各国面临的共同议题。本文基于Heller(2005)等经典定义,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经济增长模型,立足中国经济和财政治理实践,估计了中国及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结果显示,由于多年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自2016年就呈现出快速下降趋势,到2022年,已降至6%以下。脆弱的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使得财政应对外生冲击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如果未来五年全球再次遭遇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强度的外生冲击,中国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不到2036年就会被完全耗尽,进入刚性支付危机。虽然在全国层面,中国目前还有一定的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但在地区层面,如吉林、重庆、湖北等部分地区,即使在2023年之后不再实施进一步减税降费和支出扩张,其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也已趋近于0。防范刚性支付危机在局部地区爆发是中国财政治理应有的底线思维。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除了转移支付、债务限额管理等激励地方政府突破预算约束实施财政扩张的制度性安排,超目标增长冲动和晋升激励也是侵蚀财政可自主抉择空间的重要因素,面对不确定的内外部冲击,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有力的同时始终保持财政有一定可自主抉择空间,除了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持续提高支出效率。

财政改革与地方政府支出激励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分权体制如何设计才能规避其塑造的激励结构引致下级政府扭曲的财政治理行为。本文以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创新实践——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对象,基于1768个县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结论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不仅激励了县级政府支出扩张行为,而且通过增强县级政府被救助预期进一步软化了县级政府业已存在的软预算约束。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之所以会软化县级政府预算约束,主要与改革的制度设计有关。作为一项具有分权性质的财政改革,除了极个别省(自治区)在改革制度设计上做到财力与事责相匹配,基本都是只关注省市县三级财政收入划分。这种制度安排会显著增强县级政府被救助预期,进而激励其更加软化的预算约束。相比较而言,财力与事责匹配的财政改革不仅不会出现县级政府预算约束软化效应,反而有硬化县级政府预算约束的作用。只关注收入划分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之所以会增强县级政府软预算约束,主要源于共同池机制、监管弱化机制及竞争压力机制。本文的实证发现不仅使新阶段财政改革深化可以汲取过去改革的重要经验,而且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优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