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式教学法与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教学

探究式教学法就是在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应用于具体教学情境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它的核心理念是,学习者获得的知识不是别人灌输给他的,而是通过自己主动的探索自主建构的。在伦理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运用探究式教学法需要从学生获取新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教学评价等三方面创建新的教学方法。

宪政伦理研究:路径、问题与线索

宪政伦理研究从伦理的维度探讨宪政的正当性及其伦理意蕴,宪政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能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而宪政的伦理意蕴则体现在建立优良的伦理秩序,具体表现为公民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种关系和谐有序。宪政伦理的这种研究是对宪政研究的有益拓展,但国内学者涉猎这一研究者尚不多见,系统地整理这方面的资源对推动宪政伦理研究走向纵深实有必要。

中西方家庭伦理比较研究

中西方不同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庭伦理基本特征,研究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国家庭伦理的基本特征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孝为核心;家庭本位及宗法人伦;西方家庭伦理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以夫妻关系为主轴,以爱为核心、个人本位及契约人伦关系。并从中挖掘出具有现代伦理价值的因素,有助于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及家庭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浙江伦理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30年来,浙江伦理学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基本契合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两趋势,即伦理学研究向伦理学本身的回归与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学者们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在伦理研究中彰显无遗。但客观地看,30年来浙江的伦理学研究存有不足,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团队建设与理论研究方面,也表现在学科研究与本省经济发展及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步方面。展望浙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省伦理学会的平台作用、各学位点的团队建设需要重点考虑,同时,另个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则是:在研究中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浙江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在发展、完善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反思与实践介入。

论传媒伦理的界定

要科学地界定传媒伦理,首先,不能偏离伦理"致至善"的本性;其次,须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及应用伦理学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传媒伦理的理论进路。本文认为,传媒伦理首先是对人们媒介行为中善恶选择的系统性探究,它系统地研究道德善的媒体当如何履职、媒体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其次,与人们实际生活相关的是,传媒伦理也试图界定那些构成价值与生活规范的,被作为个体、群体或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原则性的内容。

新闻真实性的哲学解读与伦理审视

在新闻报道中坚持真实性原则,这是新闻业的最基本要求。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都严格执守了这一原则,部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着"新闻失实"与"有闻必录"的两种极端取向。从伦理的角度看,新闻报道在执守真实性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凸显新闻事件对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意义,以帮助社会公众履行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

对大众传媒道德审判的伦理反思

在当前的媒介化社会中,人们都期望大众传媒在道德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期望是正当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是信息告知与社会监督;其次,传媒庸俗化、琐屑化的实质是媚俗,社会公众的庸俗化、琐屑化的需求心理和文化品位与大众传媒的庸俗化、琐屑化等恶俗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再次,传媒伦理研究中相关基础理论的缺失和薄弱也与当前大众传媒的道德失范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这种缺失与薄弱直接导致了行动指导的无力。

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伦理意蕴及其困境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并不是传媒自由理论的对立面,而是对传媒自由理论的补充、修正与确证。在这种补充、修正与确证中,社会责任理论把自由解读为个人对于他的思想、对于他的良心的义务为基础、且附有义务的一项道德权利。尽管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充分认识到了传媒自由泛滥所导致的近乎灾难性后果,并试图通过责任建构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但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理想效果,而且,社会责任理论自身也面临着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

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与反思——行为伦理决定模式中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波特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道德困境中行为伦理决定的道德正当性的分析模式,波特模式的分析包括境遇定义、价值、原则、忠诚四个板块,其分析拟确保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都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波特模式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它试图让人们在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以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波特模式主要应用于传媒伦理领域,在公共关系领域及相关的职业分析中也多有应用。

王船山法治思想的伦理精神探幽

王船山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近代的伦理精神:在立法上,提出"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主张,彰显了重在防范政治权威侵犯人民权利的立法精神;在司法上,发出"为复肉刑之议者,其无后乎"的呼吁,高扬了批判肉刑、否定死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法治理想上,强调"置天子于有无之外"的重要理念,凸显了"虚君共和"、"法律至上"的近代法治伦理精神。王船山分别从立法、司法、法治理想三个方面彰显了保障人民权利、高扬人道主义、提倡"虚君共和"的近代伦理精神。

社会保障的伦理诠释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理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种价值理念前提下的社会保障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阐释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障伦理是指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内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归属。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诠释必然要涉及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伦理追求、伦理价值等方面。研究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追求;分配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

家族企业管理须向伦理“应当”渐进

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 ,家族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容易忽视伦理 ,并因此陷入深重危机。企业伦理的实践证明 ,注重伦理将会使企业生机焕发 ,家庭企业要持久发展必须向伦理“应当”渐进”

传媒立法的伦理审视

当前我国的传媒立法相对滞后,而且,传媒立法也是以限权的规范进路为主;从伦理的角度审视,我国当前传媒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传媒自由的立法供给不足,这导致现有的传媒法规既不能有效确保传媒自由,还在一定程度上要对传媒自由的滥用负责;保护传媒舆论监督的立法与保护名誉权的立法严重不平衡,这使得媒体的舆论监督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

“最美妈妈”事件的伦理启示与反思——兼议道德的本质

最美妈妈事件已经成为人们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契机,透过最美妈妈事件,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作深入反思,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从伦理的角度看,最美妈妈事件也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其一,在其根本上,"道德"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自觉反思与自主把握;其二,从道德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看,道德之利益协调的最基本的动因乃是寻求互利;其三,社会的道德环境是需要人们共同维护,而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则是需要来自制度、学术界、社会各方的同力培育。

人肉搜索的伦理危机

近年来，“人肉搜索”风行于网络，已蔚然成一项运动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目前，学界与社会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争歧主要集中在法律与伦理道德方面。但由于针对人肉搜索的立法完全滞后，

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腾讯与360商业争端的伦理反思

发生于2010年11月3日下午至4日凌晨的腾讯与360之间的商业争端,被认为是互联网上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商业交锋,在互联网上,这场交锋还被网民演绎成为一个参与度极广且极深的娱乐话题。事件对当前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公德建设不是简单地提升个人道德素养或确立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在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的实践中,三个方面亟需反思与加强:建构现代性公共生活领域,健全公共生活机制;培育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加强制度供给。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维度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丰富伦理内涵与明确道德价值指向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谐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理念的核心与灵魂是"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和谐社会强调共享与共识,其本质则在于"和而不同";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与操作层面的实践追求,道德建设不但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而且还指明了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方式与方向。

“最美事件”的伦理启示

近年来的“最美事件”温暖了一度让人觉得日渐冷漠的当代中国社会。在“最美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道德底线的守护以及平凡人的道德自觉，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最美事件还给我们以积极的伦理启示：道德教育中有必要建立与完善道德训练的机制；媒体作为新时期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平台或通道也是需要引起人们足够关注的重要课题。

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深层反思

近年来,电视节目低俗化颇受诟病。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作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市场化、商业化才是其真正的幕后推手;而在娱乐化的内在逻辑的考察中,又可以发现,娱乐化的文化实质是媚俗,当代中国传媒的后现代化则在进一步颠覆了社会价值、消解社会意义的同时,也使得传媒自身迷失于无意义的低俗与琐屑;市场化、娱乐化与后现代化及其困境的考察为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指引了更为本根性的文化方向与实践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