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机遇:社会工作教育实习的探索——以浙江某高校为例

专业实习是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环节。文章以浙江某高校为例,从实习机构、实习督导与基于案主需求的实习内容设计三个方面对社会工作教育实习基本举措与经验进行了回顾,对目前社会工作教育实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国家政策的导向、实践单位及案主的需求和本土化社会工作的需求三个方面指出社会工作教育实习发展的新机遇。最后,从推进专业实习的体系化与制度化、完善实习督导和推进专业实习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社会工作教育实习的基本思路。

社会工作专业“基于项目学习”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以“新生训练营”为例

教学者在"基于项目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社工专业的自身优势,借鉴"朋辈辅导"的理念,通过引导社工专业高年级学生开展"新生训练营"来提高大一新生的专业适应,并进而探索提高本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模式。对项目进行即时、短期和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效果评估,结果表明,高年级社工学生和大一新生从中均获得专业成长和自我成长。实践证明,以"新生训练营"这一项目为载体的实践教学模式是切实可行的。

民国医院社会工作实务初探

民国时期,我国医院社会工作以北京协和医院为起点,逐渐发展到其他西方教会所办医院、民间慈善医院和政府公立医院,且在精神病防治领域也有所建树。早期医院社会工作者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在运用个案工作方法为病人提供综合"社会治疗"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随着国立医院社会服务部的成立,社会部主持编写相关著述,国民政府开始在医院社会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197名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方法:运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对197名大学生施测,半年后进行追踪调查。结果:(1)197名大学生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大一学生的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均高于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3.9±0.5/3.3±0.6、3.2±0.6、3.4±0.6,P<0.001;3.5±0.4/3.3±0.5、3.1±0.4、3.3±0.4,P=0.010,0.000,0.004)。(2)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大学生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与时间效能感得分均高于专制型和忽视型(3.6±0.6/3.3±0.6、3.3±0.6,P=0.015,0.018;3.2±0.4/3.1±0.3、3.0±0.4,P=0.026,0.000;3.4±0.5/3.2±0.4、3.2±0.5,P=0.022,0.005)。(3)父母教养方式的接受-参与性对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2、0.33、0.36),严厉-监督性对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2、0.14)。(4)专制型教养大学生的时间监控观和忽视型教养大学生的时间效能感得分在半年里均显著降低(3.3±0.3/3.1±0.3、3.5±0.5/3.2±0.4,P=0.007,0.001)。结论:接受-参与性和严厉-监督性对大学生时间管理的水平与稳定性有积极影响,前者的作用相对较大。权威型教养的大学生时间管理优于专制型和忽视型。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分工·市场·合作——基于浙江专业村发展路径研究

当前，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民增收问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农民增收乏力，社会发展缓慢。然而，纵观浙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却看到了一系列欣喜成就。农民人均收入连续二十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早在1997年就全部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农村市场经济活跃，乡镇和县区域等“块状经济”发展强劲。

畸形社会化: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对流浪儿童社会化的解释

本文以Z市、G市与H市为研究地点,对流浪儿童群体的社会化状况进行研究,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特殊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导致流浪儿童缺乏正常的社会化环境,使许多流浪儿童面临角色的中断与失败、无效的文化传递等问题,进而使一些流浪儿童价值观偏离,人格缺陷较为明显,甚至形成反社会的人格。因此,流浪儿童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畸形社会化。

认知情绪调节对流动儿童同伴依恋和孤独感的调节作用

考察流动儿童同伴依恋与孤独感的特点,以及认知情绪调节在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采用整群取样方法对595名流动儿童和本地城市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本地儿童;(2)流动儿童的同伴依恋得分及其信任、沟通维度得分显著低于本地儿童;(3)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和同伴依恋显著负相关;(4)较高的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得分对同伴依恋和孤独感的关系具有减弱作用。因此,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作为流动儿童应对不良环境的弹性力量。

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

当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时,农民工组织权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向市场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政府没有有效制衡市场力量甚至与市场力量合作的情况下,"资强劳弱"的格局不可避免,而农民工组织权却是抵御这种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组织权有两条演进路径:一是政府所主导的把农民工纳入工会,二是成立农民工自组织。把农民工纳入工会,存在着政府、工会、单位和农民工四者之间的博弈,既有组织性优势,又存在着制度性弱势。让农民工成立自组织,如何在可控和可为之间做好平衡,体现着政府的治理术。

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基于德清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实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障目标,且开始探索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本文以德清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例,认为德清县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已经从城乡统筹开始迈向城乡一体化,具备了城乡一体化的一些特点:如在筹资标准和偿付水平上城乡差距不断缩小、趋于统一;险种之间可以相互转移、实现了制度互通;政府的投入力度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断整合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资源等四个方面,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进程还没有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定位还没有完全消除;城乡居民相同的筹资水平,但偿付标准和待遇相差较大;存在着多头管理,且制度的衔接和整合还有待加强。最后,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的五个对策性建议。

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基于环境抗争的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作为西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的环境集体行动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需要进行系统清理。基于中国经验,我们认为,"依法治国"话语的强化、媒体的逐渐开放、分化的行政体系是诱发中国农村的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因素。"法治"话语的不断强化为农民的"依法抗争"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媒体的逐步开放,促发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抗争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动员资源以及机会;由于分化的行政体系会降低农民抗争的风险性,促发农民的持续抗争,并为抗争精英的关系运作提供可能的机会,也会为农民集体抗争创造一定的机会空间。

历程与特点:快速转型期下的中国环保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环保运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环保运动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即环境主义思潮的兴起、环保运动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转型,其中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性事件与人物。中国的环保运动即不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运动,也不同于目前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它有如下三个特点,即不以直接挑战政权为目标,具有互联网、大众传媒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独特的资源,其社会价值基础与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一脉相承。

认同建构与农民集体行动——以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对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从认同建构的视角展开分析与研究。本研究试图从集体认同的三个面向,即边界、意识和仪式的角度对认同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揭示中国农民集体行动可能性的条件。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这三者都有其各自的功能:社区(族群)的同质性是认同建构的结构基础;意识是一种解释图示,集体行动者必须把他们的不满进行归因,才会促成意识的形成;仪式在集体认同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怒江傈僳人的命名与人观——以福贡县娃底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娃底傈僳人在排行名、个人名、从子名的命名与运行过程中,将每一个看似无差别的个体的人,明确识别为在自身文化体系和群体位置中定位清晰、独特的人。这一序列性的命名与称谓体系,代表着不同的人生位阶,同时与超自然的秩序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藉由这一命名体系与规则,可以发现娃底人人观的特点在于:将过去存在和现在活着的每一个人,结合在同一链条中,将对往生的纪念和当下的延续关联在一起;在这一人观脉络中,个人的特质是被抑制的,人群的结合、群体的象征是形塑其人观的基础。同时,娃底人的个案作为互惠性社会中"自我"与"社会人"非平衡的研究案例,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现有人观讨论路径的认识。

明星广告、“赫耳墨斯”与田野报告人:合作民族志的一种可能

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中,民族志的权威与作品的可信性都建立在民族志作者的"在场感"上。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认为,民族志作品及其作者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承诺绝不说谎,但也不承诺说出全部的真相。在反思人类学兴起以前,人们似乎更愿意将民族志调查中的田野报告人看成是人类学的"赫耳墨斯"。而反思人类学的勃兴,源起于对民族志调查过程中,民族志调查者与田野报告人关系、位置的互动与反思。通过怒江的田野调查经历,试图说明在现代性语境下合作民族志的一种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

流动儿童的认知情绪调节对同伴依恋的影响机制

采用整群取样方法对377名流动儿童和218名本地儿童实施问卷调查,考察同伴依恋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结果发现:(1)流动儿童的同伴信任和沟通得分显著低于本地儿童;(2)流动儿童的积极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得分均略低于本地儿童;(3)流动儿童中男生的认知情绪调节能力高于女生;(4)积极认知情绪调节与同伴依恋显著正相关,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在本地儿童中与同伴依恋显著负相关,在流动儿童中只与同伴疏离维度显著负相关;(5)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在"流动性"与同伴依恋的信任、沟通两个维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情绪调节中的积极策略对流动儿童与同伴建立良性的情感联系至关重要。

社会管理创新的浙江经验和发展方向

2011年,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071元,比全国水平高出6101元,连续26年位居各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971元,连续11年居各省区第一。2010年浙江社会公平度指数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5.82%,继续高居全国前列;刑事发案、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持续多年总体逐年下降。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反思

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状况 慈善事业在媒体的宣传下已成为大众话语，但是慈善事业究竞是什么？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西慈善思想有何异同？政府、富人群体与慈善事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并不是自明的，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与结构性根源

在任何一个存在阶层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阶层之间的冲突既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功能,亦有增强阶层内部凝聚力、调适阶层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等正功能。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社会影响是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阶层冲突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进行描述。同时,对当前中国阶层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探讨,认为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复合影响,是当前阶层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沿着群众路线的视角,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场,提出破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