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1981-2006年的环境与经济数据,运用三次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研究发现浙江省工业"三废"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倒U"型的库兹涅茨特征,而是呈N型波动或同步关系。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的EKC呈"U+倒U"型曲线组合得到的"倒N"型,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EKC呈"倒U+U"型曲线组合得到的N型,工业废气排放量的EKC与经济发展关系呈同步关系,目前这些曲线尚未达到转折点,仍处于上升期,表明浙江省目前还未进入工业化后期,仍处于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并据此提出了浙江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目标的政策建议。

建设用地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局域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浙江省69县市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采用局域空间计量学模型,对浙江省69县市的建设用地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研究方法: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经济地理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1)2005-2010年间,浙江省69县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2)浙江省69县市的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分布并非完全随机性,而是呈现出强烈的空间聚集特征。(3)人口数量、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这4个解释变量对69县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差异明显:环杭州湾的30个县市的人口数量对建设用地扩张拉动力度最大;浙西南的10个县市,其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城市化水平对建设用地扩张正向拉动作用地重心,由2005年浙西南丘陵山地的淳安县、龙游县等6县市转移到2010年浙东南沿海地区的温州、台州等13县市,同时负向抑制作用的区域也有所扩大。研究结论: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很有必要制定差异化的建设用地调控措施。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以浙江省69县市为例

研究目的: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个角度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差异。研究方法:采用重心转移模型以及人口城镇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的方法。研究结果:(1)浙江省69县市的城镇人口增长率分布在0—46.37%之间;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分布在0—149.70%,从数量上比较,部分城市二者出现失调现象;(2)通过重心转移模型发现,2005—2010年人口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了1891.04 m,建成区扩展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5029.73 m,二者重心转移的方向有所差异;(3)41个县市的协调性指数都达到了0.9以上,说明这些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协调;10个县市的协调性指数在0.8—0.9之间,属于基本协调。研究结论:浙江省的城镇化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不同县市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有所差异,所以在失调县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粮食安全战略下的浙江省耕地保有量研究

依据1996～2008年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数据,采用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需求量预测方法,选取总人口、粮播比例、粮食单产、复种指数和人均粮食年需求量5个指标,分析预测了2020年浙江省耕地需求量。预测结果表明,到2020年全省耕地保有量至少为204.9万公顷,由此可见,基于粮食安全的浙江省耕地保护任务的艰巨性,并提出了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对策建议。

基于C-D函数和岭回归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把耕地质量划分为耕地本底质量和耕地追加质量,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物质的大量投入对粮食单产所产生的影响来探讨耕地追加质量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通过引入"耕地标准系数"反映浙江省耕地综合质量的动态变化,并构建C-D函数模型,运用偏估计的岭回归分析,从贡献率方面就耕地追加质量中各投入因素对粮食单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耕地标准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意味着耕地质量有所降低。在耕地追加质量的诸多投入因素中,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率和单位播种面积地膜使用量对粮食单产的提高都有正向作用,其弹性系数集中在0.25左右,说明在其他3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另一因素增加1%,都会促使粮食单产提高0.25%左右。最后提出提高粮食单产的耕地质量中各投入因素的对策建议。

农地转用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综述

连续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是关于"三农"问题,而处于其核心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研究,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与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仍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有必要对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分析。本文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理论依据、增值收益额的确定与分类、增值收益分配的现状研究以及分配方式方法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并且从研究方法、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念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提出今后相关研究应当关注的农民绝对生活保障与相对满意度、区域内征地补偿的相对公平性、动态分配机制等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近期研究评述与启示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与比较分析法,从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流转效率与流转效果、制度创新、国外相关政策比较等方面综合评述了国内外文献资料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从加强在农地流转潜力、制度创新和分区域的农地流转等方面提出今后该方面的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物元模型分析

农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是社会关注热点,也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利用物元模型对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程度及现有土地收益分配缺陷进行分析。选择不同区域的农民土地权益为待评判物元,计算农民土地增值收益的关联度,进而分析土地增值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主要偏向于用地单位和政府,失地农民的权益受损程度较大。利用物元模型为土地收益增值分配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慈溪市四镇农地转用过程中农户福利变化的定量测度

研究目的:选择经济发达和征地行为较活跃的慈溪市的4个乡镇(街道)为调查样本点,构建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体系,定量测度征地前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研究方法:模糊评判方法、实地调研法。研究结果:征地后4个乡镇(街道)的农户福利水平均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农户福利水平各功能指标看,被征地农户的经济条件、社区环境、社会保障和满意程度有所恶化,而农户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从各功能隶属度的农户比重结果看,99.5%的样本农户认为征地后福利处于较差状态。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高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建议政府采用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工作机会、社会保险、变一次补偿为终生补偿等复合补偿方式,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建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在农村全面推广养老保险,逐步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纳入被征地农民保障体系中。

施磷对太湖流域水稻田磷素径流流失形态的影响

基于整个水稻生长期内天然降雨径流的田间试验,研究不同施磷水平(0,30,75,150kg/hm2)对水稻田径流磷素的组成形态及损失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施磷量在水稻生长初期,对径流中不同形态磷浓度的影响较大,且随着施磷量的增加,不同形态磷的浓度都在增加,但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溶解态总磷(DP)和溶解态无机磷(DIP)浓度,即DP/TP从27.9%增加到43.7%,表明施磷肥能促进水稻田磷素径流DP的流失;DIP/DP从46.2%上升到64.2%,而DOP/DP从51.8%下降到35.8%,说明磷肥能增加水稻田磷素径流DIP浓度;颗粒态总磷(PP)占总磷(TP)56.3%～72.1%,表明所有施磷处理中径流携带的磷均以PP为主。在整个植稻期内,产生了6次径流,但水田径流磷素的流失主要发生在第一次,即施肥后不久,可见施肥与径流发生的时间间隔是决定径流磷素损失的重要因素。

太湖流域典型蔬菜地磷流失因素的交互效应模型研究

本文通过野外径流小区试验,采用人工模拟降雨,研究了雨强、施磷水平、坡度以及植被覆盖度对菜地土壤磷素径流流失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方法,构建了土壤TP和PP浓度与雨强、施磷量和坡度之间关系的回归模型,并对各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雨强、施磷量和坡度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土壤侵蚀,促进了径流中TP、DP和PP的流失;而小白菜在不同的生长期内,随着植被覆盖度的增加,产流历时延长,径流量减少,但与各形态磷流失浓度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双因素交互效应表明,雨强和施磷量、施磷量和坡度以及雨强和坡度对径流中TP和PP浓度的影响存在一个值域,即降雨强度在中小雨强0.83～1.17mm.min-1,施磷量处在不施磷和低施磷≤30kg.hm-2,坡度为0°和3°。低于这个值域时,其交互效应对径流中TP和PP浓度的影响不明显,高于这个值域时则都表现协同促进作用。因此,在农田管理上,应尽量采取措施削弱交互效应的协同促进作用,进而减弱土壤磷素径流流失对水环境的影响。

基于ESDA-GWR的粮食单产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耕地面积扩展有限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31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借助ESDA和GWR模型,结合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及其经济发展类型,揭示我国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9—2008年,中西部地区粮食单产的增产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75%的粮食单产增长潜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在中西部;粮食单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域粮食生产重心发生移动,由传统的"东部为主"逐渐"北上西进",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集中;不同区域粮食单产的驱动因素呈现为一种非均衡联动的局域性特征,化肥施用量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断面中差异最大,1999年回归系数全为正值,而在2006—2008年出现负值,这表明部分地区化肥对粮食单产的边际效应已经达到递减阶段。因此,应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当前粮食单产的现状和驱动因子的效应机理,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耕地非农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异质性研究——基于STIRPAT和GW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人口数量、富裕度、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我国31省市的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耕地非农化占全国比重由2003年的55．75％、25．62％、18．64％转变为2008年的48．42％、25．95％、25．63％，可见，空间格局由东部向西部扩散。人12I数量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均呈现正效应，而富裕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随人口数量和富裕度的增加会进一步促进耕地非农化，而随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耕地非农化；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人口数量的正效应和富裕度的正负效应的作用相对较弱，而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的正效应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因此，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和土地城市化等措施，以协调东部和中西部发展中的用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