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处自1996年成立以来,结合自身办案实际情况,注意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分析其原因,并通过不断创新实践,探索建立了未成年人捕诉监防一体化运作模式、法律援助、附条件不起诉、轻罪记录封存和观护帮教等一系列具有浦东区位特色的未检工作机制。这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现代检察理念在检察机关未检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也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在检察工作领域的体现。

非法行医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相关问题思考——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考察为视角

非法行医行为严重扰乱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危害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历来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我们从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行医犯罪案件的现状考察入手,探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相关问题,从法律衔接和工作衔接两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对深入推进非法行医专项治理工作有所裨益。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出现诸多问题,如公检法对该制度的理解与执行不一、刑事和解的后果不明、刑事和解的制度性激励不足以及履行义务方式单一等。对此,应通过公检法联合司法解释统一该制度执行,并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同时将人民调解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最后注重刑事和解赔偿标准的规范化和实现方式的多元化。

存疑不捕案件证据问题实证分析--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存疑不捕是指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提请批准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决定，并要求侦查机关补查后重新报捕的做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常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致使部分案件被搁置或流失，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金融犯罪情况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上海浦东新区刑事检察情况为切入

2018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服务保障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重大国家战略,紧紧围绕"创一流业务,建一流队伍,争当排头兵、先行者"工作目标,充分发挥金融知识产权检察"捕、诉、监、研、防"一体化优势,主动回应经济社会司法需求,切实把控金融风险,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浦东新区经济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检察环节办理国家赔偿中的问题及对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司法实践中,囿于各种潜规则制约刑事疑案往往回流至公安机关。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将逮捕后的刑案赔偿归责改为"结果归责"原则,导致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检察院能否做出赔偿,事实上取决于公安机关是否撤案及撤案的原因。检察机关主动协调获得上述文书虽能解决个案却于法无据也可能引发其他问题。国家赔偿是对遭受国家侵害的赔偿请求人的权利救济,应本着愧疚之心最大程度地弥补其受损权利。公安撤案应以刑诉法规定为准。应在制度设计上明确撤销案件与撤销指控之区别,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期限。检察机关应及时履行对公安撤案程序的监督职责。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情况、问题及对策建议——以浦东新区情况为切入点

附条件不起诉在浦东运行情况渐趋好转,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适用条件、办案期限等诸多理论问题,也存在案多人少、帮教资源匮乏等现实困难。需要更新理念,规范操作程序,拓展考察帮教资源等,以破解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中遭遇的难题,发挥其最大功效。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犯罪实证研究和预防建言

本文在对浦东建区以来区检察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公诉案件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提出了一些预防和控制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

实行捕诉合一办案工作机制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地区人民检察院试点工作为例

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和实现司法职权的有效整合和科学配置,从而快速有效地揭露和指控犯罪,已成为检察机关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各级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全面实行'捕诉合一'办案工作机制(以下简称'捕诉合一'机制)改革,以有效整合捕诉力量,确保检察权的高效运行。由于'捕诉合一'机制改革刚刚起步,笔者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地区检察院(以下简称'张江院')试点状况为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就检察机关实行'捕诉合一'机制改革浅谈管见,以期对深入推进此项改革有所裨益。

检察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S市P区检察院为例

建立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有利于及时消除信访隐患,有效化解信访矛盾。P区检察院通过涉检信访联动机制、内部信息传递、信访例会研究疑难访等方法构建上述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际案件评估数偏少、年度案件评估数不均匀、案件评估数在部门间分布不均匀等。完善上述工作机制,应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同时严格依照高检院的相关规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

开发信息共享平台 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关于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信息共享的探索

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决策，按照高检院“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和“开展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的要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托浦东新区政务信息计算机网络中心，开发应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网络系统，实现了便捷、规范、高效的执法工作衔接和协作，增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整体工作合力。这为基层检察院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通过立案监督和查办市场经济领域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犯罪，主动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提供了有效手段。运行数月后，我院在涉及知识产权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立案监督案件数明显上升。

涉知识产权犯罪办案现状及对策分析——以浦东新区检察院工作情况为例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呈逐年增加态势,表现出侵权网络化、商标犯罪团伙化、侵权领域不断扩展和知识产权犯罪与食药品安全叠加的特征。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同时,检察机关面临企业内控不严,侵犯网络著作权保护查办难度大,知识产权案件侦办的证据固定难、犯罪数额认定难、法律适用难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充分利用涉知识产权网络平台,推进重大案件联合查办形成制度,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推进知识产权案件认罪认罚工作,进一步探索诉前调解,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获得感,积极延伸,自觉、主动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检察保障。

新刑诉法附条件不起诉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上海浦东检察机关诉前考察教育的司法实践

近年来,司法机关为给犯轻罪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执行刑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进行了很多积极的探索。上海地区开展的未成年人诉前考察制度为新刑诉法修改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借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写入刑诉法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要想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大效能,还需要完善具体的操作办法。

检察机关案件化办理涉法涉诉信访的实证分析--以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工作实践为样本

案件化办理涉法涉诉信访作为上海检察机关探索推进群众信访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举措,呈现案件占比低、信访次数多、化解难度大等特点。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应严格立案标准、规范办理流程、明确结案标准,积极重构控申检察制度体系、完善办案机制,提升办理效果,促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助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检察控申部门再审法律监督的难点及对策——以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出席李某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为考察实例

一、基本案情介绍 被告人李某于2009年11月在奉贤区冒用同村李某某之姓名犯故意伤害罪被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1年2月16日刑罚执行完毕后．同年11月李某又在浦东新区用本名李某犯寻衅滋事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0日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李某不服,提出上诉后撤回,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李某撤回上诉。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现状与出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4件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呈现出"地区差异明显""化解方式多元""能动性强""参与社会治理程度高"等特点。但实践中出现的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界限、检察机关介入争议化解的程序和方式、如何化解"过期之诉"以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判断标准等问题亟需理论予以回应。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须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同时注重以政策参与者的角色开展溯源治理,实现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的良性互动。

互联网阅卷系统适配国产化环境研究

在国产软、硬件快速发展背景下,探索如何把x86环境下运行的互联网阅卷系统迁移到国产化环境中,并对适配国产化操控环境时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从互联网阅卷系统功能介绍,国产化适配前的准备工作,适配过程中的部署、启动、运行、安全等主要环节,适配后的测试验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测试结果表明,经过适配后的系统在功能、性能等方面和适配前差异不大,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通过研究互联网阅卷系统部署到国产化环境的过程,既完成了既定的业务目标,也为未来其他应用程序在国产化环境中部署提供了参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共同合意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共同合意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一种类型,认定共同合意之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认定该共同合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形。《法国民法典》第1415条中配偶一方的同意包含有“授权”和“负债”的双重合意,对该同意进行区分认定,得更好地理解“共同合意”的内涵。据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要区分以下几种情况:担保不认为存在共同合意,但债务加入的行为可以评价为具有夫妻共同合意;同意处分或者以配偶身份签字并不能径直认为构成共同合意;在代理或者代为履行的情形下,其意思表示属于为债务人履行,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在已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未有特别规定或约定时,认定为连带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