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各种终末期疾病的最终治疗手段,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细胞性排斥反应得到有效控制,而体液性排斥反应即供体特异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仍是造成移植失败甚至受体死亡的重要因素。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在超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医学界对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认识还很有限。本文就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检测与治疗等方面进行综述。

基于up-to-seven标准肝细胞癌肝移植术后生存预测模型的建立和验证

目的建立并验证基于up-to-seven(Up7)标准肝细胞癌(HCC)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长期生存Cox回归预测模型,以辅助制定临床决策。方法回顾性分析251例符合Up7标准的HCC肝移植术后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采用逐步回归向前法进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获得HCC肝移植术后患者长期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长期生存Cox回归预测模型。使用R 3.4.3软件获得预测模型评分,采用生存决策树方式确定模型的截断值。绘制预测模型在其他肝移植标准[上海复旦标准、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意大利米兰(Milan)标准]下HCC肝移植术后患者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分析组间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检验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甲胎蛋白(AFP)、总胆红素(T-Bil)、微血管侵犯(MVI)、肿瘤最大径(Diameter)是HCC肝移植术后患者长期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据此建立的长期生存Cox回归预测模型命名为ATMD(AFP,T-Bil,MVI,Diameter)模型:h(t,x)=h0(t)exp[0.284×肿瘤最大径(cm)+0.773×MVI(是=1;否=0)+0.404×lg AFP(ng/m L)+0.003×T-Bil(μmol/L)],根据判别生存树设定ATMD模型截断值为1.44,评分>1.44为高危组,≤1.44为低危组。符合Up7标准的高危组和低危组患者分别为87例和164例,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分别为33例和144例,符合UCSF标准的分别为29例和134例,符合Milan标准的分别为29例和131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在Up7标准、上海复旦标准、UCSF标准和Milan标准下ATMD模型高危组和低危组患者累积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8,P<0.001,P=0.001),ATMD模型预测的HCC肝移植术后3年生存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76.63%、75.87%、73.32%和69.41%。结论 ATMD模型对于符合Up7标准、上海复旦标准、UCSF标准和Milan标准的HCC肝移植术后生存情况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对符合以上标准的HCC肝移植患者的术前决策和术后风险评估有重要意义。

关于构建三礁联动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考

南海岛礁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战备驻防的常态化和邻近海域民事活动的增加对岛礁医疗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利用3所岛礁医院,通过增进精细化流程管理、优化人员配备、共享调配物资耗材等措施实现三礁联动将有助于在现有医疗资源基础上大幅提升医疗保障效率和救治能力,减少伤员后送及相关医疗风险和经费支出。本文对笔者提出的构建三礁联动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作一阐述。

409例肝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汇总分析

目的总结肝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EAML）的诊疗经验，提高对该病的认识，降低误诊率。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8年3月PubMed、Medline、万方、维普数据库中所有关于HEAML的报道并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共收集97篇文献、409例患者，男女比例为1：4．84，年龄12～80岁，中位年龄44．0岁。其中61．9％（205／331）的患者为无症状体检发现，34．7％（115／331）表现为上腹部或右上腹胀痛不适，少数表现为腹部包块、胃肠道反应、低热、体重减轻等。其余78例患者临床症状文献未提及。HEAML误诊率高达40．3％（165／409）。HEAML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多为单发。超声造影、CT、MRI动脉期多表现为强化征象，多可见“中心血管影”及“早期引流静脉”。增强扫描表现多样，“快进快出”、“快进慢出”、“延迟强化”的发生比率大致为4：5：1。HEAML确诊有赖于病理发现病灶内的上皮样细胞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HMB45、SMA、Melan—A、Actin等表达。HEAML恶性率为3．9％（16／409），手术切除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结论HEAML属罕见病例，且极易误诊，结合临床资料、影像学、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