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内胆管癌的外科综合治疗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约占原发性肝癌的10%~15%,近年来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ICC的发病诱因及病因复杂,目前已确定的危险因素有年龄、肝内胆管结石、肝血吸虫病、胆管腺瘤、胆管乳头状瘤病、胆管囊肿和Caroli病[2]。近年来,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发展和ICC基因表达谱的深入研究为ICC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线索,将有望成为ICC的突破性治疗方法。ICC恶性程度高,发病隐匿,许多病人就诊时已经达到疾病的中晚期,失去根治性手术治疗的机会,加之临床上缺乏有效的肿瘤筛查及诊断标志物,故导致ICC病人诊疗困难,预后极差。根治性手术切除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因术后高复发率导致ICC病人术后5年的生存率在20%~40%[1]。因此,如何有效地综合治疗ICC成为摆在临床医生面前的一个难题。

基于肝内胆管癌预后模型筛选辅助化疗受益人群

目的:基于国内多中心数据建立和验证一个预测肝内胆管癌(ICC)术后总体生存(OS)的列线图模型,并基于该预测模型筛选辅助化疗的受益人群。方法:回顾性收集2011年12月至2017年12月我国4家医疗单位278例术后病理学诊断为ICC病人的数据。采用COX回归模型筛选影响OS的独立风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使用该模型对所有病人进行OS危险分层,筛选辅助化疗受益人群。结果:共纳入278例,其中23例(8.3%)接受辅助化疗。COX多因素分析显示:饮酒史、ECOG评分、肝切除方式、淋巴结状态、肿瘤数量以及肿瘤分化程度是影响术后OS的独立风险因素。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及验证集的一致性指数分别为0.690(95%CI:0.646~0.734)和0.740(95%CI:0.863~0.617)。根据列线图模型的危险分层,在高风险组,辅助化疗组与未辅助化疗组的生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而在低风险组,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结论:基于影响OS的独立风险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生存预测能力,可用于筛选受益于辅助化疗的ICC病人。

《2018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肝胆肿瘤临床实践指南(V1版)》更新要点及临床路径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关于肝胆肿瘤的指南综合了大量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及专家共识,且更新十分及时,对于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此对2018年《NCCN肝胆肿瘤临床实践指南（V1版）》的要点及临床路径进行翻译,以供临床参考.

深度学习在肝胆恶性肿瘤诊疗中的应用进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深度学习技术也迅猛发展。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学习大量数据的深层次规律,模拟人类学习和分析能力,在医学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肝胆恶性肿瘤是目前医学界的诊治难点,也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深度学习技术有望为肝胆恶性肿瘤的诊治提供新思路,其不仅有利于提高疾病的诊断率和改善病人的预后,也能提供更多精细、便捷的医疗服务与学习平台。此文旨在介绍深度学习技术特点及其近年来在肝胆恶性肿瘤外科领域诊治的应用前景。

切缘宽度对单发肝内胆管癌预后影响的多中心研究

目的:分析宽切缘肝切除术对单发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病人预后的影响,探讨微血管侵犯对宽、窄切缘治疗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至2017年12月国内13家医疗中心行根治性切除治疗的302例单发ICC病人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手术切缘宽度分为宽切缘组(切缘≥1 cm)126例(41.7%)和窄切缘组(切缘<1 cm)176例(58.3%),利用Kaplan-Meier分析比较两组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亚组分析比较宽、窄切缘对不同微血管侵犯状态病人预后的差异。结果:经1∶1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后,宽切缘组和窄切缘组分别获得83例,两组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SM前宽切缘组无病生存率显著高于窄切缘组(P=0.005),而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PSM后宽切缘组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均显著高于窄切缘组(P<0.05)。微血管侵犯阳性组行不同切缘肝切除手术,术后总体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微血管侵犯阴性组宽切缘肝切除病人较窄切缘肝切除病人,术后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宽切缘肝切除术可改善单发ICC病人总体生存和无病生存,但合并微血管侵犯时,宽切缘并不能改善预后。

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

肝内胆管癌是一种原发性肝癌。近年来,该病发病率在国内外呈明显上升趋势。因发病隐匿,侵袭性强,且缺乏有效治疗方法,肝内胆管癌预后极差。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专家组基于国内外本领域研究获得的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符合我国国情的临床实践,特制订《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该共识针对肝内胆管癌的危险因素、发病机制、病理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方法、疾病分期、外科治疗、辅助治疗,以及其他局部、区域性和系统性治疗进行系统阐述,旨在规范、普及和提高对肝内胆管癌的诊断和多学科治疗水平,改善该病总体预后。

肝切除术后肝衰竭的防治策略

肝部分切除术是肝脏外科中最常见的术式,是治疗肝脏肿瘤、肝内胆管结石、肝脓肿等疾病的重要手段。然而,大多数患者存在慢性肝脏疾病,尤其是肿瘤患者往往合并有肝炎或肝硬化背景,对肝脏功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增加了患者接受肝切除术后发生肝衰竭(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e,PHLF)的风险。PHLF的发生率为1.2%~32.0%,术后发生PHLF不仅明显延长了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了经济负担,同时也是威胁围手术期安全的主要因素。本文对PHLF的相关危险因素、预防措施及治疗手段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综述,供临床参考。

胆道肿瘤患者血清中ANXA1表达的临床价值

目的检测胆道系统肿瘤患者外周血中膜联蛋白A1(ANXA1)的水平,分析其在肿瘤早期诊断和疾病进展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ELISA检测胆道系统肿瘤患者术前和术后血清中ANXA1水平,并以健康人群血清ANXA1水平作为对照进行比较。结果术前胆道系统肿瘤患者血清ANXA1水平为(348.36±236.53)μg/L,高于健康对照者血清中ANXA1水平(225.01±245.23)μg/L,2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道系统肿瘤患者术后血清ANXA1水平为(148.14±39.83)μg/L,明显低于术前血清ANXA1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胆道肿瘤患者血清ANXA1水平高于健康人群,与患者体内肿瘤残留或复发密切相关,提示肿瘤患者血清的ANXA1有望成为判断胆道肿瘤残存和预测疾病进展的潜在标志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基于感染控制护士的个人防护装备技术风险管理实践

个人防护装备(PPE)技术是医护人员的重要保护屏障,在隔离防护、降低医院感染风险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基于感染控制护士的个人防护装备技术风险管理措施。基于感染控制专职护士的岗位监督管理,能够有效避免医护人员穿戴PPE不规范的现象,缩短穿戴时间,提高医务人员的依从性。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关医源性胆管损伤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对我国目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关医源性胆管损伤病例的诊治现状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方法依托医渡云大数据平台,回顾性分析2002年3月至2018年3月我国13个省、直辖市地区的16家三甲医院中收治因胆囊良性疾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造成医源性胆管损伤的105例病人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105例胆管损伤病人占16家医院同期收治腹腔镜胆囊切除病人的0.104%,其中男44例,女61例,年龄50.0(25~76)岁。其中损伤与修复手术在相同医院完成者34例(32.4%),在外院发生胆管损伤后转入者71例(67.6%)。胆管损伤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依次为腹痛、发热和黄疸。所有病人中治愈率为88.5%,其中20%须行多次手术治愈,死亡1例,病死率0.95%。损伤后早期(48 h内)手术效果优于48 h以后修复者。发生损伤后首次修复失败再转入的病人治疗效果最差,均再手术。结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关胆管损伤须根据损伤原因、部位与程度等综合因素行个体化胆道修复治疗,一旦发生,及时诊断并由经验丰富的专科医师进行首次确定性修复手术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细菌性肝脓肿菌群分布与耐药性分析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897例报告)

目的:探讨国内多中心细菌性肝脓肿患者菌群分布及其耐药性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7年10月至2018年4月国内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897例(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56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109例、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132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82例,女315例;年龄为(59±11)岁,年龄范围为6~86岁。观察指标:(1)菌群分布情况。(2)细菌耐药性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结果:(1)菌群分布情况:897例患者中,脓液细菌培养为肺炎克雷伯杆菌为733例,大肠埃希菌75例,金黄色葡萄球菌11例,草绿色链球菌10例,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亚种9例,β-溶血链球菌7例,鲍曼不动杆菌6例,中间链球菌、屎肠球菌各5例,木糖氧化产碱菌木糖氧化亚种3例,奇异变形杆菌、咽峡链球菌、阴沟肠杆菌阴沟亚种各2例,差异柠檬酸杆菌、普通变形杆菌、侵肺巴斯德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河生肠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鲁氏不动杆菌、唾液链球菌、链球菌属细菌、鸟肠球菌、粪肠球菌、产酸克雷伯菌、表皮葡萄球菌各1例,脓液细菌培养为双重细菌12例,多重细菌2例。(2)细菌耐药性情况:①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耐药性情况,脓液细菌培养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头孢吡肟、头孢西丁、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替加环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分别为99.79%(474/475)、4.09%(7/171)、12.18%(82/673)、7.34%(49/668)、2.34%(4/171)、1.96%(11/562)、5.85%(10/171)、0(0/562)、0.55%(4/733)、1.42%(9/635)、0(0/733)、2.46%(18/733)、0.55%(4/733)、0.27%(2/733)、1.36%(10/733)、0.14%(1/733)、0(0/733)、0.36%(2/562)、0.95%(7/733)、0.41%(3/733)、0(0/733)、0(0/562)、1.64%(12/733)、0.95%(7/733)、4.50%(33/733)。脓液细菌培养为大肠埃希菌,对上述抗菌药物耐药率分别为78.67%(59/75)、40.91%(18/44)、65.33%(49/75)、56.00%(42/75)、38.64%(17/44)、41.94%(13/31)、20.00%(15/75)、3.23%(1/31)、25.33%(19/75)、5.77%(3/52)、18.67%(14/75)、32.00%(24/75)、8.00%(6/75)、16.00%(12/75)、37.33%(28/75)、1.33%(1/75)、0(0/75)、0(0/31)、40.00%(30/75)、14.67%(11/75)、1.33%(1/75)、0(0/31)、54.67%(41/75)、37.33%(28/75)、52.00%(39/75)。②其他革兰氏阴性菌耐药性情况: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亚种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头孢吡肟、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分别为8/8、0/5、0/5、0/1、0/9、0/2、0/9、0/8、0/9、0/9、0/6、0/9、0/9、0/7、0/1、0/9、0/8、0/9、0/9、0/9、0/9。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替加环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分别为2/6、4/6、3/6、0/6、4/6、1/6、2/6、4/6、2/6、4/6、4/6、3/6、0/6、4/6、2/6、3/6。木糖氧化产碱菌木糖氧化亚种细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头孢吡肟、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3/3、3/3、3/3、1/3、1/3、1/3、0/3、3/3、2/3、3/3、3/3、3/3、3/3、1/3。③革兰氏阳性菌耐药性情况: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西丁、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四环素、替加环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复方新诺明、利奈唑胺、红霉素、克林霉素、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福平耐药率分别为2/6、6/8、4/5、4/5、4/5、4/5、4/5、4/5、4/5、4/5、4/5、4/5、4/5、3/5、2/5、2/5、3/8、3/5、3/5、0/8、0/8、3/8、3/11、0/5、1/8、0/8、0/8、2/6、3/3、1/3、0/3。草绿色链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庆大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利奈唑胺、红霉素、克林霉素、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福平耐药率分别为3/10、0/8、0/7、0/7、2/8、6/10、0/8、0/8、0/7、0/5、4/10、6/10、0/5、0/5、0/3。β-溶血链球菌对试验抗菌药物耐药率均为0。④复合细菌耐药性情况:双重细菌耐药性情况,肺炎克雷伯杆菌合并革兰氏阴性菌中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替坦、头孢西丁、氨苄西林/舒巴坦、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妥布霉素、替加环素、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均为0;鲍曼不动杆菌对厄他培南、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均为0;大肠埃希菌对头孢他啶、头孢西丁、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妥布霉素、阿米卡星、替加环素耐药率均为0;弗劳地柠檬酸杆菌除对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率为1/1外对其他试验抗菌药物耐药率均为0。大肠埃希菌合并革兰氏阳性菌中大肠埃希菌对头孢替坦、头孢吡肟、头孢西丁、头孢哌酮/舒巴坦、美洛培南、妥布霉素、阿米卡星耐药率均为0;粪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耐药率均为0;铅黄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利奈唑胺和红霉素耐药率均为0;人葡萄球菌亚种对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福平耐药率均为0;屎肠球菌对四环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耐药率均为0。多重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亚种+铜绿假单胞菌+光滑球拟酵母菌中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头孢吡肟、头孢西丁、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0。大肠埃希菌对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头孢吡肟、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耐药率均为0。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亚种对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头孢吡肟、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妥布霉素、阿米卡星、替加环素、莫西沙星、复方新诺明、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克林霉素耐药率均为0。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0。光滑球拟酵母菌对5-氟胞嘧啶、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耐药率均为0。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1例中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替坦、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妥布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0。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美洛培南耐药率均为0。鲍曼不动杆菌对复方新诺明耐药率为0。结论:肺炎克雷伯杆菌是细菌性肝脓肿主要致病菌,其次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对美洛培南、替加环素耐药率均为0,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亚种等其他革兰氏阴性菌对厄他培南耐药率为0,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革兰氏阳性菌对利奈唑胺耐药率为0,患者应根据药物敏感性试验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中国肝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指标(2022版)

原发性肝癌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等特征,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益于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及早诊早治的普及和各种治疗方法的不断进步,我国肝癌的总体疗效虽然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201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导并领导成立了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推行肿瘤单病种质量控制,以期规范肿瘤诊疗行为、推进肿瘤诊疗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促进全国范围内肿瘤诊疗规范化、同质化、标准化,最终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为进一步推动肝癌规范化诊疗的质控工作,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委托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依据《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等国内外权威指南,结合循证医学、专家共识及我国国情,在符合科学性、规范性、普适性、可操作性指导原则下,起草并制定了《中国肝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指标(2022版)》,具体如下。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常用临床分期

原发性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不同阶段的肝癌所采取的治疗方案不同,预后亦不相同。因此,肝癌的临床分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长期预后的评估至关重要。截至目前,世界各地已提出了多种肝癌分期系统,如TNM分期、巴塞罗那分期、东方分期、香港肝癌分期和中国肝癌分期等。本文旨在分析常用的肝癌分期,并探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优势和局限性。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肝癌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日俱增,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其中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是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随着对病毒性肝炎的有效防治,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迅速增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原因,因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进行肝癌筛查刻不容缓。现综述概括总结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其相关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高危因素,以及筛查监测手段,进而探讨肝癌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液体活检在肝癌预后评估中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进展迅速,病死率高,总体预后极差,5年生存率不足18%。故临床上常应用分期系统等方法对肝细胞癌患者进行预后评估,但由于肝细胞癌的异质性极高,这些传统的工具无法对其预后进行精准预测。液体活检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主要通过对体液中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循环游离核酸、外泌体等)进行分析,进而实时反映肿瘤状况及其预后情况。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液体活检在肝细胞癌预后中的潜在作用。

努力提高我国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精细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水平

肝癌手术切除后复发是严重制约肝癌患者远期疗效的瓶颈。微血管侵犯(MVI)是肝癌最具特征性的病理生物学行为,也是临床突破肝癌术后复发瓶颈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我国新的MVI病理诊断标准和分级方案已经写入国家《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这既指明了临床实施肝癌术后抗复发治疗的重要病理学指征,也是临床制定肝癌术后抗复发治疗方案的重要病理学依据,需要我们熟知善用。今后应注重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力争在MVI的发生机制、移行路径、分布特点、精准识别和有效治疗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进一步提高肝癌患者的远期疗效。

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肝细胞癌切除术中的应用及展望

肝细胞癌(肝癌)是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病因。中国是肝癌大国,其新发患者占全球半数以上[1]。目前手术切除仍是肝癌的主要根治性手段,尤其对于肝脏功能良好、单发肿瘤、无大血管侵犯、且具有充足残肝体积的肝癌患者而言[2-3]。以往外科医师只能凭借经验对超声、CT和MRI等二维图像结果进行抽象的三维模拟,但由于经验的主观性,难以对肝癌的诊断和术前规划进行准确的评估,导致手术不确定因素和术中风险增加,甚至可能导致术后并发症增多[4]。

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选择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常见的恶性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在所有的癌症之中居第6位,病死率则居第3位[1]。我国是肝癌大国,世界上50%以上的肝癌发生在中国[2]。尽管针对肝癌的治疗手段很多,但手术切除仍是最主要的根治性治疗手段[3]。然而手术切除治疗后,肝癌的复发率很高。因此,如何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率,有效治疗术后复发性肝癌,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尤其是肝胆外科医师的当务之急。

肝内胆管癌靶向治疗研究现状

肝内胆管癌(ICC)是发病率居第2位的原发性肝癌,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上升。ICC通常起病隐匿,导致确诊较晚。目前肝切除是ICC唯一被证实有效的根治性治疗措施,但切除率低,远期疗效不理想。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性化疗是目前晚期或不可切除ICC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效果较差。随着对ICC基因表达谱研究的深入及二代测序技术的进展,多个异常信号转导通路(RAS/MAPK、MET、EGFR)及基因突变(FGFR2、IDH1/2)等潜在治疗靶点相继被发现。虽然目前尚无针对ICC的靶向药物获得批准使用,但已有百余项应用范围包括ICC的靶向药物单用或联合化疗的临床试验,部分显示良好的应用前景。随着ICC分子分型研究的进展,个体化的靶向治疗可能是ICC新的治疗突破点。

《欧洲肝脏研究学会囊性肝病治疗临床实践指南》解读

2022年10月,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正式发表《欧洲肝脏研究学会囊性肝病治疗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涉及肝囊肿、肝脏黏液性囊性肿瘤、胆管错构瘤、多囊肝、Caroli病、Caroli综合征以及胆管周围囊肿的诊断、治疗和管理。该指南结合对比增强影像学检查,在肝脏囊性病变的规范化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笔者团队对该指南进行详细解读,系统介绍各类囊性肝病的评估要点以及临床治疗的相关建议并对其未来应用和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囊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管理和决策制订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