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素α注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轻症或无症状者病毒核酸转阴的疗效初探

目前,仍无确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被批准或推荐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被批准用于治疗其他疾病的抗病毒药物可能成为治疗COVID-19的可选药物。Ⅰ型干扰素(干扰素α、干扰素β)对RNA病毒具有广谱的抗病毒活性,可作用于广泛的细胞类型,诱导抗病毒反应,并介导适应性免疫反应[1]。研究表明,干扰素诱导产生的IFITM家族蛋白可通过干扰病毒包膜与宿主膜融合,直接抑制多种包膜病毒的感染[2],尤其是Ⅰ型干扰素诱导产生的Mx蛋白可广泛抑制流感、埃博拉、麻疹等多种RNA病毒的初期复制[3-4]。干扰素给药途径主要分为皮下注射和雾化吸入,针对COVID-19的治疗以雾化吸入报道较多,而皮下注射给药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干扰素β治疗COVID-19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报道相对较多,而干扰素α治疗COVID-19的临床证据极少,对干扰素抑制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效果存在争议。目前,由于国内疫情日趋稳定,境外输入性病例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为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长,住院时间久,医疗资源占比高。因此,提高患者核酸短期转阴率,缩短住院时间成为临床诊治的主要目标。鉴于上述情况,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感染科探索性地对1例轻症及2例无症状COVID-19患者采用皮下注射干扰素α治疗,详细记录其临床资料,并对用药安全性进行了全面评估,为用干扰素治疗COVID-19提供了参考依据。

肝功能基础对肝硬化及肝衰竭并发急性肾损伤转归及预后的影响

目的观察肝功能基础对肝硬化及肝衰竭并发急性肾损伤(AKI)转归及预后的影响,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在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感染科住院期间发生AKI的肝硬化(失代偿期)及肝衰竭患者157例的临床资料,随访短期预后。根据肝功能基础及AKI分期进行分层分析,明确肝功能基础对治疗、AKI转归和预后的影响。进一步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AKI转归及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 157例患者中,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73例,肝衰竭患者84例,两组患者在发生AKI时的MELD评分(t=-13.05,P=0.000)、AKI分期(χ2=12.80,P=0.002)、AKI治疗应答情况(χ2=25.06,P=0.000)、AKI转归(χ2=26.01,P=0.000)以及预后(χ2=47.69,P=0.000)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AKI分期(OR=0.079,P=0.000)及MELD评分(OR=1.073,P=0.002)是AKI转归的主要影响因素;而AKI转归(OR=22.753,P=0.000)及MELD评分(OR=0.823,P=0.000)是预后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2015年ICA更新的指南可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但需重点关注原发疾病和肝功能基础对治疗应答、AKI转归以及预后的影响;对肝衰竭的患者,密切观察下尽早诊断AKI并积极的干预,可能改善AKI转归及预后。

肝硬化急性肾损伤发病风险和治疗应答影响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基于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新诊断标准前瞻性的观察患者的发病风险和疗效,明确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开放性的方法,对住院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进行观察,一旦发生AKI,根据ICA-AKI新指南进行诊断和治疗,收集患者治疗期间的数据,评估治疗应答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AKI的危险因素以及疗效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804例,住院期间并发AKI或入院时即存在AKI的患者为213例(26.5%),其中AKI 1期、2期和3期的患者分别占68.1%(145/213)、25.3%(54/213)和6.6%(14/213)。2015年的HRS标准提高了诊断的敏感性,20.9%(14/67)的患者按2007年标准会漏诊。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0.004)、MELD评分(P<0.01)、感染(P<0.01)以及上消化道出血(P<0.01)是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并发急性肾损伤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AKI分期个体化治疗后,213例肝硬化AKI患者中86.9%(185/213)有应答。多因素分析显示仅有初次AKI分期是肝硬化患者急性肾损伤治疗应答的主要影响因素(P<0.01),随着初次AKI分期的上升,治疗应答的比例下降,AKI1期、2期和3期的治疗应答比例分别为:94.5%(137/145)、70.4%(38/54)和28.6%(4/14)。结论ICA更新的肝硬化急性肾损伤诊断和管理流程提升了诊断的敏感度和治疗应答的比例,使以往忽略的部分患者得到了及时的处理,按新指南治疗,可以达到较高治疗应答率,但需要在较低的AKI分期就介入干预。

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新标准(ICA2015)下治疗应答和预后的回顾性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观察肝硬化急性肾损伤(AKI)新诊断标准和治疗管理流程下(ICA2015)治疗应答和预后的情况,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在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感染科住院的220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收集住院期间的数据,评估疗效及短期预后。通过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明确AKI及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220例,住院期间AKI的发生率为27.7%(61/220)。1期AKI患者39例,37例有治疗应答,33例预后良好,2例患者出院后再发AKI;2期AKI患者19例,16例有治疗应答,12例预后良好,2例患者出院后再发AKI;3期AKI患者3例,1例治疗应答(完全应答),但均于住院期间或出院3个月内死亡。并发AKI的影响因素为:MELD评分、基线SCr、是否存在感染;并发AKI的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为:TBil、Alb、INR、AKI治疗应答;但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的整体预后仅与TBil、ALT、并发症的数量相关。结论 ICA更新的肝硬化急性肾损伤诊断和管理流程提升了诊断的敏感度和治疗应答的比例,使以往忽略的部分患者得到了及时的处理,改善了预后,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

基于NGAL的模型在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目的明确早期检测NGAL对诊断肝硬化急性肾损伤的意义以及基于NGAL的模型在鉴别肝硬化急性肾损伤类型中的意义。方法对住院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按照入排标准进行前瞻性观察,一旦发生AKI,根据ICAAKI新指南进行诊断和治疗,在诊断AKI的24 h内检测晨起的卧位醛固酮和血管紧张素Ⅱ、收集晨起尿液离心取上清检测uNGAL,评估NGAL对AKI诊断的意义,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设计早期鉴别诊断系统。结果纳入研究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共804例,住院期间并发AKI或入院时即存在AKI的患者为213例。肝硬化AKI患者uNGAL水平比未发生AKI的肝硬化患者高(t=11.439,P=0.000);不同类型的AKI患者uNGAL的表达水平不同,PRA、HRS、ATN分别为(323.08±106.93)、(486.27±164.67)和(882.43±440.92)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8.774,P<0.01)。uNGAL对AKI 2期以上的鉴别诊断有意义,特别是对ATN的鉴别,ROC曲线中根据约登指数确定的阈值为522.72 ng/mL,敏感度为0.938,特异度为0.655,采用621.73 ng/mL阈值(敏感度为0.750,特异度为0.800)更符合临床的需要。醛固酮和血管紧张素Ⅱ在不同类型的AKI中表达有差异,但组间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显示对鉴别HRS和ATN意义不大。结论uNGAL作为新型标志物,可以作为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患者诊断AKI的依据,早期检测对于鉴别ATN型AKI的有较大的意义。

以顽固性腹水为首发临床表现的腹膜后纤维化患者一例的护理体会

目的总结以顽固性腹水为首发临床表现的腹膜后纤维化患者的观察要点及护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并总结2016年12月27日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收治的1例以顽固性腹水为首发临床表现的腹膜后纤维化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病情及护理过程。结果治疗初期,患者因反复出现腹胀、低热、大量腹水,给予对症处理,效果欠佳;后因体检发现腹部包块进一步影像学检查,经风湿免疫科会诊后明确诊断为腹膜后纤维化。予激素治疗2周后,腹水消退,体温正常,食欲好转,顺利出院。结论腹膜后纤维化发病率低,其中以顽固性腹水为首发临床表现的患者更为罕见。护理人员应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做好护理体检,以协助医生早日明确诊断并给予针对性护理。

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在肝硬化AKI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急性肾功能损伤是肝硬化(失代偿期)住院患者的常见并发症,最常见的类型是肾前性氮质血症、肝肾综合征和急性肾小管坏死。国际腹水俱乐部新发布的指南将肝硬化急性肾损伤的诊断标准更改为基于血肌酐值的动态变化,这提高了诊断敏感性,但对肝肾综合征和急性肾小管坏死的鉴别诊断却较为困难,两者对扩容治疗都不敏感,病情都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进展。本文对有望用于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早期诊断或鉴别病因的6种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做一综述。

肝细胞癌的筛查与监测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和第四大肿瘤致死病因。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临床指南呼吁对高危人群进行HCC筛查与监测,以期尽早发现,以便实施治愈性治疗,从而减少HCC导致的死亡。但目前HCC监测证据并未得到“金标准”——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RCT)的验证。在精准医疗大趋势下,重新审视RCT,结合全球HCC监测做得最好的日本数据显示,对高危人群HCC筛查与监测有助于及早发现癌症并提高总体生存率。我们需要认识到,与肿瘤切除、肝移植一样,HCC筛查与监测在无需RCT的情况下就应该被纳入实践。致力于改善该疾病患者目前的惨淡结局、有效减轻HCC的社会负担,我们需要以更务实的筛查与监测策略:细化高危人群风险分层,排除低风险人群和不能从监测中获益的终晚期患者免于监测,而将更多的高危人群纳入到监测人群中来,在有限的医疗资源条件下实现HCC筛查与监测价值的最大化。

干扰素刺激基因C19orf66的抗病毒机制研究

干扰素(IFNs)作为一种可抑制流感病毒复制的物质于1957年首次被发现[1],其介导的反应是机体抗病毒感染的第一道天然免疫防线。干扰素具有抗病毒、抗菌及免疫调节等多重功能。目前临床上干扰素主要用于治疗病毒性肝炎及恶性肿瘤和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病[2]。病毒入侵宿主细胞时产生IFN触发数百种的IFN刺激基因(ISGs)快速转录,直接或间接具有抗病毒作用和控制IFN[3]。

AFP阴性HCC早期筛查和诊断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对提高生存率和改善预后至关重要。甲胎蛋白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诊断肝细胞癌的生物学标志物,但临床中发现甲胎蛋白易受一些非肝细胞癌疾病的影响[1],对于早期肝细胞癌和小肝细胞癌,其诊断能力较低,并且有30%~40%的肝细胞癌患者甲胎蛋白阴性或低于临界值,为了弥补甲胎蛋白的缺点,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度,国内外学者对甲胎蛋白阴性肝细胞癌患者早期筛查和诊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有望用于甲胎蛋白阴性肝细胞癌患者早期辅助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做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