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定机构设立的法治困境、逻辑起点与建构路径

法定机构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被引入我国并在各地开发区等特殊功能区试点。通过对实践检视发现,我国法定机构的设立并不规范,其性质定位不明导致设立的逻辑混乱。应将法定机构定性为特殊的授权组织,以承担政府部门或现有其他机构无法有效履行的政、事、企一体化职能为其基本定位。设立法定机构首先应明确我国法定机构的功能定位、适法的设立依据以及设立所遵循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组建、授权等具体环节建构完善我国法定机构的设立制度,从而规范其设立。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论”理念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治论”理念内含“法治论”“治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论”等有机组成部分,其围绕“法治”和“治理”衍生诸多新范畴,且新范畴及其关系在运行中表现形式多层多元。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互动关系。“治理”体系在“法治”体系的配合下形成国家综合治理、政治治理、经济和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文明治理、政党治理的不同场域及具体特征。“良法善治”对上述治理场域有不同的回应,包括宪法精神与合宪性审查、多元立法思路、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及全球“善治”、涉外“善治”和突发事件应对“善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论”所对应的现代化之治需要良法(治)善治(理)。

社会治理变革与行政法主体理论的回应

社会治理变革本身是政策变化的产物和社会需要的反映,其呼唤法治方面的应对,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都在回应社会治理变化的趋势。“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都有其特殊的含义与制度指向。行政法主体理论实际是整个行政法理论的浓缩,有必要在行政法主体理论领域对社会治理变革展开回应。这种回应对行政行为模式、行政法律责任的定位有着起始的带动作用,从而迅速构建起“主体-权限-责任”的理论架构,迅速实现“名-权-责”的深度统一。从理论回应需要关注的重点来看,需要精准框定党规国法衔接的重点领域,对政府的权责模式规范化“挤压”,通过“法法衔接”强化“共管共治”,合理配置私主体的社会治理义务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