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南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海南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几个阶段,即1950年前、1950到1966年、海南建省前、海南建省后到2000年、进入新世纪后的海南地方史研究等五个部分,主要是论说、总结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文章对上述各个时期有关海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进而概括性地分析70年来不同时期海南地方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对目前海南地方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看法。

从经济文化交往看明清时期海南岛汉黎民族交融

明清时期,随着大量汉人迁入,海南汉黎民族关系更加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黎之间商业贸易活跃,文化联系加深,黎汉通婚也多有记载。明清海南汉黎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汉黎民族交融,推进了海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黎族社会进步。

历史名人的文化遗产投射与感知形象研究——基于海南冼夫人的历时性分析

文化遗产形象是信息供给主体内容投射与信息需求主体内容感知的共同作用结果。文章基于供需对比视角,采集2002—2021年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的网络文本,使用扎根理论、词频分析、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等文本挖掘方法,以海南的历史名人冼夫人为例,对历史名人主题文化遗产的投射与感知形象,从“认知—情感—整体”三个维度解构,分析文化遗产形象的20年演进历程。研究发现: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形象包括物理、事理和人理形象三类;投射与感知形象的情感倾向都以正面为主;投射形象呈现“历史人物→文化遗产→节庆活动+旅游演艺”的扩散模式、感知形象为“演艺活动→历史人物→节庆活动”的扩散模式;文化遗产形象要素出现旅游化趋势,情感倾向从消极向积极转化,投射形象网络结构中心化趋势加强、感知形象网络呈多中心趋向。

海南黎族苗族文化的挖掘与整理(1950—1966)

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南黎族苗族文化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从最初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调查,逐步演变为对海南黎族苗族文化艺术的挖掘整理,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了以海南黎族苗族文化艺术元素为底蕴的新文化产品,进而推向全国,使得海南黎族苗族绚烂的文化艺术更全面、更有文化特质地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以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为例

冼夫人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有助于实现海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分类与评价是旅游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借鉴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构建具有历史名人主题特色,符合冼夫人文化遗产实际的,由主类、亚类、基本类型构成的资源分类体系,以及由三级指标构成的资源品质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指标权重,形成资源单体评价方案,以便对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调查、资源分类与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明确了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构成、区域分布,识别了决定资源品质的影响因素,了解了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总体品质水平,掌握了优质资源的形成原因与旅游产品转化条件。针对资源分类与评价反映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保护开发建议,助力海南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侵占期(1939—1945年)日本在海南岛的思想统制体系研究

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占领海南岛。为了控制岛内舆论及民众思想,日本建立了一套以日方为支配主体的思想统制体系。首先,日方通过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掌握了在岛内实施思想统制的行政主导权;其次,日方全面控制了岛内的教育体系,使教育沦为其实施思想统制的工具;再者,日方完全垄断了岛内的舆论宣传体系,制造出一个封闭的单一的舆论环境;最后,日方采用严格的警察制度及保甲制度,形成了严密的思想行为监管机制。

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

构建针对旅游地的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对海南省19个市县开发冼夫人文化遗产旅游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各市县的旅游开发适宜性进行类型划分,提出对应发展模式。结果显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主要由开发禀赋、开发条件、开发环境等因素决定;海南各市县冼夫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可分成4种形态;资源丰富地区,倘若旅游发展滞后、接待设施较少、文化投入不足、社会建设滞后,也会影响开发潜力释放;旅游产业发达的资源匮乏地区,在市场需求驱动下,通过资金投入、创意孵化和科技运用等手段,也能产生拥有市场吸引力的优质产品;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调查规划,采取针对性开发模式,避免无序开发,实现文化遗产资源与现代旅游业的深度融合、统筹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状况与策略创新

实现文化遗产传播目标,不仅取决于专业传播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诠释与投射,更在于传播受众的感知与评价。以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为例,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文化遗产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的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内容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了解冼夫人文化遗产信息的网络传播状况。研究发现,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未达到同向同行状态;投射与感知关注程度不均衡的类目较多;专业主体情感倾向比用户更积极,双方情感指向大相径庭;投射与感知内容的网络结构存在差异。针对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的“鸿沟”,可以从改善投射供给、鼓励用户自创、实施精准传播、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着手,消减文化遗产传播供需矛盾,提高传播效能,实现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清末黎族相关问题研究——以《海南纪行》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海南纪行》是美国传教士香便文于19世纪80年代对海南考察之行的详细记录,书中对清末黎族及黎族社会的描述有许多是同时代的汉文史料所没有涉及的,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以《海南纪行》为中心,结合其他参考资料,可以勾勒出清末黎族在舞蹈、鸦片吸食、玉米种植、黎汉通婚、饮食、黎族与山蚂蝗、家谱、野山茶、船型屋、体质、性格品德、文身工具、贸易等十三个方面的面貌.

儒、释、道文化与海南地方神祇的发展

海南岛由于其位置偏远,远离文化中心,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就这个文化区域而言,儒、释、道文化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在这个区域内,受各种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儒、释、道文化,这种儒、释、道文化也在影响着海南地方神祇信仰的发展。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

通过对150名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测定与分析可知,整体受试者的跨文化能力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尊重对方”这一情感因素的平均得分最高,与宏观话语建构相关的“互动掌控”和“互动放松”次之;与微观话语建构相关的“消息传达技巧”“行为弹性”和“身份维护”得分最低;同时发现,“互动放松与互动掌控”之间、“消息传达技巧与身份维护”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表明,面向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需要以跨文化沟通中的话语建构与语言使用为中心进行。因此,建议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跨文化教育中,积极引导留学生以自身的认同感为基础构建信息、发展与他文化圈的人际关系。

元宇宙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当前,元宇宙涵盖的增强现实、生命记录、虚拟世界、镜像世界四种技术类型,为构建虚实交融的未来教育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国际中文教育是跨时空特色最为鲜明的一个细分的教育领域,在其中,元宇宙技术有望发挥更大优势,尤其是在文化教学领域,元宇宙技术可以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汉语学习者身临其境般地感知中国,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基于此,探讨元宇宙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并根据不同的汉语学习阶段提出应用元宇宙技术的文化教学策略。

关于妙峰山民间文化的记忆与传承探讨

妙峰山是京津冀地区民间文化活动的圣地,我国文化部门在2008年将妙峰山民间文化活动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研究其民间文化的记忆与传承,对于推动妙峰山文化基因的传承、带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清儿童礼教的兴起

宋明以降,具有悠久传统的儿童礼教开始了庶民化的转向,在社会阶层、地域人群意义上得以下移、推广,儿童礼教进入普通民众之家,标志着庶民化特征的儿童礼教兴起。本文认为,明清时期的儒学民间化、宗族形成与科举之下社会道德焦虑的交互作用,是推动儿童礼教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推动儿童礼教兴起的社会主体多样,有家庭、宗族,有儒家官僚,有乡村儒士。虽有公与私,训子与训俗之不同,但这些主体能够汇聚力量,形成共识,共同推动儿童礼教的兴起。

乾隆四十六年钦州瑶人迁徙来琼被遣返案考——兼论明清时期大陆瑶族向海南的迁徙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海南发生了108名钦州瑶人迁徙来琼后被遣返回原籍一案。关于这一案件,学术界一直未有专文加以仔细研究。本文拟从迁徙来琼的路线与原籍、迁徙来琼的钦州瑶人的支系归属、迁徙来琼的原因与目的、迁徙来琼的方式、随身携带的物品、官府对本案的处理等六个方面对这一案件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考证,并兼论明清时期大陆瑶族向海南的迁徙情况。

试述民国时期海南黎区及黎族的教育

民国时期,海南岛政局混乱,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因而导致整个民国时期海南黎区及黎族的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状况。文章分别从民国政府在黎区开办的学校教育、琼崖共产党开展的黎区教育、黎族人自办的民族教育、黎族地区教会学校的教育、日军侵琼期间在黎区推行的殖民地化的教育及黎族子弟在汉区受到的教育等五个方面,对民国时期海南黎区及黎族的教育进行了探讨。

明代丘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明代海南人丘濬,官至大学士,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至少享有一个世界之最和五个中国之最,即:一是在世界历史上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光辉思想,比外国学者提出同样观点提早了将近180年;二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较为完备的“海运思想”,对发展海洋经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三是被公认为明代中国的第一流学者,享有“襃然为一代文宗”之美称;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问与官位成正比例的朝廷高级官员;五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当代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教授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六是最先提出为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平反的杰出史官。总之,丘濬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海南苗族被迫进入深山说”质疑

在对海南苗族早期历史的研究中,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海南苗族进入深山生产、生活是被迫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海南苗族进入深山并非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是由他们传统的游耕生计方式决定的。产生海南苗族被迫进入深山说的深层次原因是汉民族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平原好于山区”的价值判断。

明代江防体制演变略论——以《明史·江防》考释为中心

明太祖设新江营守御长江。因江洋不靖,宪宗派遣勋臣总领江防事务,而以都御史监督。嘉靖时,都御史的权力扩张,成为江防的最高管理者。隆、万之际制度更趋严密,文臣取代武职成为江防的管理主体。万历中叶之后江防废弛,思宗以武操江统管江防的举措导致江防体系的崩解,最终未能成就偏安之局。

清初禁令与文化冲突——清朝女性社会地位浅析

剃发令和禁缠足政策在清初大力推行,两项政策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相对于禁缠足政策,剃发令只经历了短暂反抗就已成功;但禁止缠足政策却走向了失败,甚至在此过程中缠足被满族妇女所向往。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一批小脚的“解放”,才为中国妇女缠足历史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