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发展概观

作为一种具有现代人类学、社会学意义的海外书写,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时期。晚清是福建人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开始,也是福建人世界性生存体验的开始。《过番歌》(福建卷)以及邱菽园的古典汉诗成为百年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开篇的两个重要文本。“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延及南洋华人社会,闽籍南来文人成为南洋华人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们的文学书写见证了二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福建人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转换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开启新一波的移民潮,北美和日本福建新移民作家构成了福建华侨华人文学的两股重要势力。他们频繁往返于祖国与移居国,以跨域书写呈现中国的全球化历程,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福建故事。

“海外五四运动”的精神屐履:左翼保钓台湾留美学生文学叙事

左翼保钓台湾留美学生文学叙事存在三重主题:土地心结、理想动摇、价值确认。反复出现的土地意象与中国形象相互重合,寄托着保钓运动兴起的爱国初衷;对文革真相的探寻记录下保钓分子理想动摇的片刻,传递大洋彼岸的历史反思;保钓运动精神不灭的价值肯定,承载着保钓分子对理想的再次确认。以文学钩沉心灵,窥探精英们的心迹,解剖败退症结,追踪亲历者烟云过后的岁月沧桑,反驳保钓运动彻底失败的幻灭言论,肯定保钓运动对个人和历史产生的正面意义。

“抒情传统”:从“古典文学”的言说到“史诗时代”的展望——以陈世骧、王德威为例

“抒情传统”最初是由海外华人学者陈世骧提出的一个极具包容性和阐释性的概念,用来指称中国古典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质。后经高友工及众多中国港台学者的努力推进,隐然形成了一个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抒情传统学派”。王德威是近些年来研究“抒情传统”并推动其广泛传播的标志性人物,他重新解释了“抒情传统”的定义,试图打破“抒情传统”的自我设限,寻找其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通关密码”。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改造,扩大了其指涉的空间,并以沈从文等20世纪以来的文人、艺术家为阐释对象,有效展现了“抒情传统”在“史诗时代”的丰富表情,为人们进入“史诗”时代,提供了更为繁复的维度。与此同时,王德威的论述,并未很好地解决“史诗时代”如何“抒情”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完善。

再造“白求恩”——加拿大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

白求恩在中国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白求恩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全球化流动中,中加文化深度互动。1990年代以来,白求恩档案的开放,以及加拿大相关研究史料、文学创作的引进与翻译,激活了作家以及读者蛰伏的情感记忆。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薛忆沩以史家精神发掘了"另一个"白求恩。他们用文学书写重塑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形象,探讨生命的存在之谜,真相与想象的悖论性存在,信仰与激情的另类价值。

叶石涛“文学台独”论生成的家族因素

纵观叶石涛的思想路向,经历了一个由"乡土"进而"本土",最终"分离""分裂"的历史性演化过程。其出身台南府城世家,家族地主阶级的属性、纠结扭曲的民族记忆、对政治既亲近又疏离的姿态以及投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对这种"文学台独"思想的历史性生成演化起到潜在的作用。考源叶石涛的家世并作相应的文化分析,对我们理解其思想转变起到一定作用。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及其精神旨趣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有着独特的视角与精神旨趣,其笔墨倾注着对人世间生命的恒久悲悯之情。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时代对同志社会的污名及书写“边缘人”的文学创作理念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昭示出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质。白先勇以疾病的多种形态彰显平凡个体的生存困境,思考个体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彰显出其疾病书写与文学疾病隐喻传统之间的既疏离又承续之复杂关系。白先勇笔下的疾病书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着力对生命状态和生命悲剧真相的体认。进而言之,白先勇痛心于异性恋社会对第三性世界的文化欺凌,并指出这是对同性恋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毁害,更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戕害。

走出后殖民:论黄碧云小说的非虚构转向

后殖民写作曾经是香港中生代作家黄碧云惯常使用的创作视角,她以"为了温柔的暴烈"的抗议姿态为受双重宰制的殖民地香港女性发声。经过7年的沉潜,复出香港文坛步入理智之年的黄碧云出现明显的非虚构转向,以跟踪采访、实地调查、资料档案为基础,以介入性的写作姿态关注香港无声的底层,以及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创作长篇非虚构小说《烈佬传》与《卢麒之死》。借由非虚构文学的社会承担以及对香港本土价值的重新思考,黄碧云走出了后殖民写作,实践其"有重量的自由"之文学信仰。然而,由于文学纯粹性以及风格化的追求,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介入意识及其小说的公共性也是有限度的。

葛亮:在“三城”与“双统”之间

葛亮分身有术,他在南方香港（离境之城）讲着北方——南京（真实之城）、襄城（象征之城）的故事。在香港“被说”的尴尬中,他为“新香港人”写香港“传奇”。辗转于三城之间,葛亮师承大陆文学传统与港台文学传统,兼具大传统宏阔的历史意识与小山河精微的日常玩味。一中国文学以乡土文学为大宗。都市文学的成就大抵和它的“声名”一样,受嘉誉者不多。都市文学重要的是丰厚的都市感,

“侨乡”文学叙事及其写作伦理——以新移民作家为考察对象

“侨乡”联结着海外华侨华人与其祖居地,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价值观念的社会地域空间。新移民作家有不少来自侨乡,如温州籍的张翎、陈河,闽籍的陈希我、哈南,粤籍的刘荒田、伍可娉等等。他们超越社会学、经济学的数据分析模式,在海外以文学书写并观照具有复杂内涵的“侨乡”小传统,对侨乡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海外影响进行多层面的思考。一方面,这些来自侨乡的新移民作家以“我视”与“他视”的双重视角审视侨乡,在写作伦理上呈现出既亲近又犹疑的有距离的批判色彩;另一方面,张翎、严歌苓的创作涉及“金山-侨乡”故事,她们在写作伦理上则更多表现出对于海外华人的历史公平和现实权益问题的诉求。

“物与人”的流离与归属——评葛亮“匠传”系列之《书匠》

《书匠》是葛亮近期创作"匠人系列"/"匠传"的开篇之作,由《简》《老董》《徒弟》三个独立又关联的故事构成,"书"与"修复"是《书匠》的核心情节。葛亮试图借此重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社会中"物"与"人"之关系,思考新古典主义的守常与新变。从侧重"人"在世变中的命运,到对"物"的全球流徙的瞩目,葛亮小说出现值得期待的新元素。

连横家世与家风

台湾连横源于福建漳州龙溪马崎社连氏一族。自唐至清代,其家世中出现了文教德化的处士连舜宾、抗金为民的重臣连南夫、拒清不仕的连兴位、经商富室的连得政等主要人物。连氏经历文化兴家、政治立家、经商养家的三个递变过程。在家世不断转变中,忠义重文的家风始终不变。从连横及其家人身上,可见出这一家风的良好传承和持续营建。

追忆人心物性 抒写乡土变迁——阿盛散文创作论

台湾著名作家阿盛以卓异的审美视角、讲好"乡土故事"的叙事特质和匠心独运的艺术呈现,追忆发生在台湾民间世界中的人文故事和乡土传奇,体现出他对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的高度敏感性。阿盛秉持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极为重视个人家世血脉和乡土情谊。其散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民间故事和乡野动物,汇聚了中华五四新文学的"大传统"与台湾方言写作的"小传统",承载了多元驳杂的深刻人生体验与感悟,折射出台湾社会与文化递次嬗变的历史桑田。

林幼春家世家学考论

日据时期的著名诗人林幼春,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雾峰林氏的子弟。目前对于其家世家学的考察颇有一些存疑之处,这给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遮蔽。其一,其祖父林文明在公堂上被正法后,家人曾经三次京控,而申诉的目的却主要是消除"谋逆"之罪名;其二,其父林朝选在日据前期为了家族之利益,与台中的日据当局过往密切,却在被任命为台中县参事后因故称病辞职;其三,其叔祖林文钦是家族风气由武转文的关键人物,其被迫转向的契机则是刘铭传与刘璈之派系斗争。林幼春一生陷入过两个极具争议的事件即"寿至公堂"事件和首倡"非孝论"事件,这两个事件中的林幼春形象看似矛盾,却都体现出家世家学对林幼春的深刻影响。

黄孟侯家世家学考述

黄孟侯晚年所撰《走过百年》虽然只是一部自传,缕叙个人经历,但能见其胸怀之宽广,视野之博大,及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这部传记作品记录了父亲黄湘云与自己两代人的故事,不仅含有"家传"性质,还保存了不少近代珍稀史料,情感充沛,可读性极强。《铁佛诗选》是黄孟侯据父亲手稿编成的一部旧体诗词集。黄湘云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革命,见证了近代重大历史事件,集中作品完成于晚清至抗战初期,既见黄湘云旧学修养之厚实,又从中得见大时代里的家国之思与传统文人品格的延续,构成了气韵沉雄的文学意象。《走过百年》《铁佛诗选》为我们讲述了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吕赫若以隐喻重构现实的反殖民策略

吕赫若小说《逃跑的男人》《山川草木》分别发表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和日本战败的前夜,作者选择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作为历史发展的次高潮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场域,既观照过去,又预见未来;运用“家道中落—继母压迫—学业中断—离家出走”的隐喻书写,重构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实世界”,与台湾殖民地现实相抗衡,显示了吕赫若在日据高压下更为隐晦成熟的反殖民策略,隐喻张力的“跨领域映射”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浑融贯通,预示侵略者的战争/殖民以最终的失败/台湾的光复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