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庭前会议制度研究——以浙江省海宁地区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制度存在适用率较低、制度认同感不高、实施效果有限等现实情况。文章认为庭前会议的参与主体存在空白、功能定位不够明确、辩护权保障弱化、法律效力规定缺失。对此,需要明确庭前会议的参与主体和功能定位,保障辩护权的全面行使,赋予庭前会议合意事项的效力;同时,为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程序功能价值,可积极探索在庭前会议中引进"诉辩交易"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化工作机制构建探讨

专业化的刑事司法工作机制是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化工作机制,对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整体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化工作机制的形成,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实践。从基层实践的视角出发,提出通过专门化机构建设带动专业化机制创新,落实"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系统内部更新与外部兼容,以特色考评机制反推未成人刑事检察专业化工作机制的构建,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专业化与一体化。

基层检察机关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肩负着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自身建设与反腐工作的巨大挑战。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一些基层检察机关不同程度地暴露出诸如作风不正、纪律不严、执法不实、行为不廉等与党的群众路线不相符甚至对立等问题,一些领导干部、检察人员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依然盛行,这既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和执法公信力,也严重阻碍了检察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检察机关需凝聚反腐工作共识,着力加强检察廉政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建设,努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检察机关廉政文化氛围。

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责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较之普通公民、环保组织或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具有职能上和制度上的优越性,同时也具有司法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当环境公益遭受侵害,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或公众又无力或不敢维护环境权益时,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侵害行为予以司法上的救济,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的环境诉讼形式,也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与使命所在。

现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评议

法律原则问题曾是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论争的阵地之一,如何对待法律原则中的道德因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离不开对基本原则所蕴含的应然政治道德共识的理解和把握,但在我国现行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刑事治罪体制及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政法体制下,加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既有立法的简约,以刑事治罪模式为统摄准则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显得更加零散、简陋,远没能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故应当基于刑事程序法治这一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政治道德共识,从更高的法律位阶上确立无罪推定、程序参与、令状审查等彰显刑事法治原则的基本原则。如此,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才能更为高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及功效。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几个实务问题探讨与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首次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彰显,对保障失足未成年人复学、就业等权益、弱化犯罪标签的内外影响、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这项新的程序性制度在缺乏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在犯罪记录封存的实际操作中遭遇各地理解与执行不一、对象范围过窄或过宽、运行程序不明、法律监督缺位、责任机制缺失等影响和制约该项制度有效运行和落实的一些问题。对此,需要结合立法意图、制度因素、社会实际以及法治合理期待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破解,使之真正发挥成效。

公安机关办理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与刑事对策研究

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样态具有结构横向化、层次多元化、客体零散化等特征。从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办理实际来看,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的认知图式尚待提高,并在定性和适用法律、情报信息搜集和舆情引导、调查取证、涉案财物处置和集资参与人认定等诸多方面遭遇疑难。因此,应在警察法治理念的指引下,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准确把握刑事介入条件,提升法律适用准确度;二是构建全景情报信息机制,完善全程舆情引导;三是高度重视电子数据搜集,提高取证手段专业化水准;四是严把涉案财物认定关,切实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各项权利。

略论贿赂案件侦查中的风险决策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传统的、无风险的侦查决策模式失去了其继续存在的法律基础和现实基础。检察机关增强风险决策意识、实行风险决策,是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检察机关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依法独立办案的新路子。

“虐待事件”之刑法规制路径探讨

各种形态虐待事件的相继曝光,再度挑战了民众情感的容忍底线,也引发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监管疲软的极大愤慨和不满,舆论矛头直击体制机制的缺陷和政策法律的乏力。原本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后盾法"及强制力最严的刑法此时可以发挥弥补和威慑的功效,但由于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局限性、滞后性,限制了刑法惩罚功能的发挥。面对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虐待事件,暴露出刑法规制的种种盲区,也拷问着刑法对虐待行为的态度和规制路径的选择。综观法理与实务、国内与国外,重构长期以来被身份情结所"绑架"的虐待罪将是必然趋势。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中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现有的调整和规制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被暴露存在诸多问题,如证据标准问题、犯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罪数形态不明等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打击和预防新形势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给公安司法机关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同时也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必须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刑事法律规定,综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功能的要求,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非聚众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立法完善

哄抢行为应当分为聚众型哄抢行为和非聚众型哄抢行为,聚众型哄抢行为通常定性为聚众哄抢罪并无异议,但因立法滞后以及学界和实务界对聚众哄抢罪本质及罪名构造的认识一直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对非聚众型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处遇各有不同,既纵容了非聚众哄抢行为,也挑衅了刑法法益和刑法规范,有必要对聚众哄抢罪的罪名、构成要件及量刑幅度予以重新构造,以统一刑法适用,严密刑事法网,彰显刑法法益。

关于增设“串通竞买罪”的立法建议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招标、拍卖、挂牌及国有、集体资产拍卖是我国在总结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和招投标实践基础上的拓展和创新,而串通竞买行为就是在挂牌出让等过程中竞买人相互串通竞买报价,用串通的方式对抗、减少竞争,以相对低价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最终损害出让人即国家的利益。而现行《刑法》对串通投标罪的规定,难以涵盖和规制日益翻新的危害行为。因此,有必要从遵循刑法内在规律和严密刑事法网的角度出发,对刑法条文予以创新构造,以期对打击与防范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转让中的犯罪行为有所裨益。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相关问题探析

信用卡是银行或有关机构发给资信较好的公司或有稳定收入的个人,用于在指定商家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信用凭证。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2005年先后颁布的《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五)》,对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作了明确界定,并补充了数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模式,为有效打击和预防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本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

论司法监督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引入——兼评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

人大常委会监督和上级政府监督均存在诸多弊端,引入司法监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行政法治目标。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行政行为,都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是法院、检察院共同构成的平权复合型的司法制度,司法监督必然包括司法审查监督和检察法律监督,应该从司法审查监督和检察法律监督两个维度建构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模式。法院宣告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后,应当对抽象行政行为本身和具体行政行为产生强有力的法律后果。

试论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的困境与完善思路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已经纳入我国刑法,这一举措对于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中的缺陷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刑种单一给强制措施适用带来困难,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犯罪刑罚存在倒挂,立法缺陷导致量刑标准不统一等等。这些缺陷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法律后果,违背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解决这一问题,须通过对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进而提出完善的方式与途径,才能使危险驾驶行为得到有效的规制,进而从根本上减少危险驾驶行为。

刑事速裁程序及监督机制研究

轻微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多加剧了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和办案压力,刑事速裁程序正是顺应这一背景而生,并可能成为继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后第三大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文章认为作为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速裁程序及监督机制的运行、完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速裁程序在试点运行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适用率偏低、配套措施不完善、法律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更加注重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明确适用标准、集中审查起诉等方法提高速裁程序的适用比率,通过规范办案期限、合理简化法律文书等途径完善配套措施,通过明确法律监督的内容、方法等思路强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以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与司法效率的统一。

无身份人员构成渎职罪共犯问题研究

在渎职犯罪司法实践中,无身份人员能否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是颇具特色的难点问题。现阶段针对渎职罪刑法条文进行身份犯与无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较为零散,渎职罪中的共犯关系、罪名确定等刑法适用问题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由此也无法全面采纳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共犯理论。无身份人员可以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渎职罪共犯,但应予以严格限定。

新《药品管理法》实施后销售假药罪主观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2019年12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概念上摒弃了以往认定为假药的规定,仅仅保留实质为假药的部分,给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新的课题,其中,新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主观明知是否也需要调整为对药品实质疗效的明知,各方存在较大争议。文章认为无论从新法的立法本意或办案实践出发,销售假药罪应当允许推定明知,但必须在购、销两者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推定,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允许并接受辩方反驳。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做了重大的修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证据规范体系。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合理内容,形成了颇具我国刑事司法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方面的粗疏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等因素,给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运用该规则带来了较大挑战。公诉部门如何更好地应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彰显刑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举、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公诉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