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解释与南海仲裁案

针对是否要依据一定标准限制岛屿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这一问题,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谈判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在第121条第3款做出模糊性规定,该款不仅未明确定义岩礁,而且回避了对岩礁与岛屿进行精确划分。《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解释是众多国际法学者关心的问题,然而国际法学者的解释并不一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实体问题裁决中对《公约》第121条第3款进行解释,并据此判定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所有岛礁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岩礁"。仲裁庭对《公约》第121条第3款进行的解释以及对南海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均存在明显缺陷。

南海仲裁案中国在南海活动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评述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2015年10月29日发布《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裁决》,并于2016年7月12日就实体问题以及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剩余问题做出裁决后,国际学术界就对该裁决展开了密集的讨论。本文考察了在过去五年内(2016—2021)发表的约30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文献均对菲律宾所提第8项至第14项诉求的实体问题展开了一定的法律分析或讨论。在对这些法律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讨论后可知,国际学术界对与中国在南海活动的合法性问题相关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第8项至第14项诉求)颇有争议;与支持这些裁决的论述相比,大量的论述指出了这些裁决中存在的问题或错误。现有的学术争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菲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海洋法的相关领域开展国家实践时,可能会权衡并借鉴现有论述中的法律分析。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的可行性研究——基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

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之一,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东南亚国家的相关法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在本领域开展合作的先决条件。论题分别对处于不同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进行分析,主要从相关国际法规则和国内立法入手,探讨各国就此展开合作的法律基础及针对处于不同水域的文化遗产提出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和合作模式。

深海塑料污染国际治理机制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海落实

目前学界对海洋塑料污染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近海或浅海,涉及深海领域的寥寥无几。除固有的陆源、船源污染之外,深海采矿即将进入实质阶段的现实,也极可能给深海带来比近海、浅海等区域更加严峻的塑料污染威胁。深海塑料污染治理的现实及未来紧迫性使得对现有治理机制的规则设计及其合理性的分析极为重要。本文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导,在分析现有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的深海塑料污染治理方案直指深海的特殊性、污染的严峻性与规则的破碎性,并提出深化深海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加强深海塑料污染治理的科学技术创新、强化深海环境保护的中国表达等建议,以为深海塑料污染的法律控制及治理作出有益探索。

中斯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潜在合作——两国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斯里兰卡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许多共同点。两国航海历史都十分悠久，在各自周边海域均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中斯两国都无法确保各自水域内的所有沉船沉物均能得到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曾把中斯紧紧地联系柱一起，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盛极一时，如今在斯里兰卡仍有迹可循。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沿线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中斯在该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本文主要对中斯两国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行研究，旨在比较两国的相关法律，确保两国的合作在立法层面上不存在障碍。

南海沿岸国区域环保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国际海运业温室气体减排的立法与执法为研究视角

在目前南海局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南海合作机制是摆在南海各沿岸国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首先推进在南海区域低敏感度的环保合作,特别是推进与岛礁主权和岛礁法律地位关联不大的环保合作,是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鉴于国际海运对于南海各沿岸国的重要地位,相关国家在国际海运业温室气体减排的立法和执法上进行合作不仅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和清晰的合作路径,而且有利于增加南海各沿岸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有利于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协议草案编制研究

长期以来，很多重要的贸易路线都途经南海。南海不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据估计，南海海域现在仍有超过2000艘沉船。然而，由于南海沿岸国之间争端不断，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常遭到忽视。这些争端导致各国难以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行使管辖权，同时也阻碍了各国就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必要的合作。从法律方面来说，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可适用的国际法不足，二是南海沿岸各国的国内法规定不一致。这给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认为，可以从2个方面来改善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框架：一是对南海沿岸各国适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二是缔结有关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多边合作协议。由于第一种方法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方法，并尝试拟定该协议可能包含的条款，以及分析这些条款的法理基础。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我国相关刑事立法分析

面对索马里海域猖獗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活动，安理会呼吁各国在国内法中将此种行为定罪入刑，并起诉海盗嫌疑人，打击此种有罪不罚的现象。中国作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海盗的主要力量之一，理应在起诉和制裁海盗罪犯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中国目前的国内法却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首先，中国刑法尚未将海盗行为定罪，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障碍。此外，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使得法院难以起诉在公海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抓获的海盗罪犯。鉴于这些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需要作出修订，以期更好地遏制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这一全球性“痼疾”。

比利时水下文化遗产立法对我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的参考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在修订当中,与此同时,我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了使《条例》尽量符合《公约》的精神,在《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公约》的规定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因素。《公约》至今为止有60 个缔约国,而比利时是少数根据《公约》规定,重新订立相关法律的缔约国之一。虽然我国还没有加入《公约》,但是此时修订《条例》不可能不考虑《公约》的影响。了解缔约国在加入《公约》后对其本国立法作出何种调整,以及作出调整的原因,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条例》修订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后续国际裁判实践述评

自“南海仲裁案”裁决于2016年出台以来,国际裁判机构出现了援引该裁决、损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动向。国际裁判机构涉“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实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法庭或仲裁庭在判决书或裁决书正文中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二是法官或仲裁员通过“单独意见”或“反对意见”等方式发表个人观点来支持或批判法庭或仲裁庭作出的判决或裁决,其中在正文或脚注处涉及“南海仲裁案”裁决;三是当事方在法庭辩论中援引“南海仲裁案”相关裁决来支撑本国立场。这三种类型的援引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先例价值的支撑作用依次降低。总体上看,国际裁判机构在直接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上较为克制,更多的还是当事方以及部分法官或仲裁员的援引,以达到支持本方观点或者赞同、批判裁决的目的。对此,中国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准备好相关预案。

构建“渐进式”的南海渔业执法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对资源需求的提高,各国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紧张局势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如果各国之间能够妥善解决彼此对于资源的争夺,采取对话不对抗、合作不对峙的模式,就有可能将紧张局势转化为各方共赢的局面。南海作为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渔场之一,近年来因个别沿岸国的渔业执法问题而引发的渔业争端频发。在考察现有的渔业执法合作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区域实践基础上,南海沿岸国如果能构建一种"渐进式"渔业执法合作的新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增进政治互信,也有利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论战略环境评估在BBNJ国际协定中的适用性

战略环境评估被认为是一项可以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时纳入决策过程的重要工具。在当前的BBNJ国际协定政府间谈判中,是否应该纳入关于战略环境评估的条款,是环境影响评估这一重点领域下各方存在较大分歧的议题。分析战略环境评估在BBNJ国际协定中适用的法律障碍及其不利影响,表明BBNJ国际协定不应该规定战略环境评估条款;片面提高环保标准,并推动将战略环境评估纳入BBNJ国际协定的做法,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混合移民船的国际法规制与执法问题

面对当前大规模载有混合移民的船舶试图通过海路到达沿海国以寻求庇护的现实情况,沿海国除了遵循国际海洋法对此类船舶提供安全保障、开展海上搜救及进行相应的海上拦截等执法活动,还应基于载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及时间的推进逐渐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不推回原则”,妥善处置此类船舶及其搭乘的人员,以确保在国际海洋法律规制与国际难民法交叉适用的过程中对海上难民的妥善保护。

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运作的资金、技术困境及对策

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在逐步从构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资金和技术是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件对企业部获取资金和技术进行了规范,但仍存在“区域”内活动收入不足和不及时的问题,以及受制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而致发达国家缺乏技术转让意愿的困境。本文根据管理局已有经验提出鼓励方案,尝试提高各实体向企业部提供资金和技术积极性、进而促进企业部早日实现运作的途径。

社会源废弃物的损害复合性及其法律控制研究

社会源废弃物数量激增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而愈发严重。社会源废弃物的复合性——尤其是其损害模式的复合性加剧了社会源废弃物的复杂性,是至今仍未有专门规制社会源废弃物污染问题的法律出现的原因之一。就社会源废弃物的法律控制而言,对其进行研究势必要围绕其独特的损害模式展开,而其损害模式的复合性具体体现在其"固—液—气"多相损害模式以及"物—化—生"多元损害机理下的复合性损害。研究旨在以社会源废弃物复合性危害模式为切入点来探讨社会源废弃物治理的相关立法规范,主要从"社会源废弃物"之精准化定义、责任主体的范围、危害发生后的治理标准等方面展开,并针对现存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法律控制层面的建议。

中韩争议海域渔业问题的解决路径研究

《中韩渔业协定》签订近20年来,对两国渔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随着实践的推进,其中的不足与问题日渐凸显。近年来,现行渔业安排下的过度执法、渔民合法权益保障不力等明显增加。这不仅不利于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发展,对两国海域划界谈判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既有法律基础上,尽快探讨新的争议海域渔业安排办法、重新划分水域和分配渔业资源十分必要。

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理措施研究——国际法的视角

防止船舶事故及船源污染的重点是加强海峡内船舶的交通管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虽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但不应适用过境通行制,航行的船舶应依据不同的海域性质适用不同交通管理措施。澎湖水道作为内水,为保护海洋环境可限制外国船舶的通行。鉴于海峡内的自然及航运状况,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应从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进行合作,可向IMO申请建立PSSA,并实施特殊的诸如分道通航制、避航区等交通管理措施,并建立或完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和船舶报告系统,保障海峡内的交通管理措施被切实执行。

北极地区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分析

美国、苏联及挪威等国签订的关于斯瓦尔巴群岛主权安排的《斯瓦尔巴条约》,未能终结缔约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并行使管辖权的举动引起其他缔约国关注,双方就其行为的权利合法性及《斯约》适用范围产生争端并持续至今。挪威在考量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后,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渔业保护区而非专属经济区。缔约国基于各自利益,对挪威建立的渔业保护区持保留、有限支持等态度。渔业保护区建立后,挪威采取争取盟友支持、引入配额捕捞制度及加强执法等措施,维护其权利。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合法性及《斯约》的适用范围,国际法学者有三种不同观点,即挪威无权单方面建立专属经济区、挪威有权建立专属经济区但《斯约》不适用该水域,以及挪威有权建立专属经济区且《斯约》适用该水域等,这些观点为缔约国的不同立场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以"特定区域"的说法回避了上述争端,为我国采取灵活立场、维护合法权益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