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闺秀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合理化辩说

有清一代,由于闺秀文学的规模化与商业化,针对闺秀创作及出版的指摘声势渐隆。在此局面下,闺秀文学的声援者开始自觉地利用诗文集序跋一类实用性文本来实现对闺秀创作及出版的合理化辩说。在数种最常见的合理化辩说路径之中,既有史实的征引、经典的重阐,还有根植于现实的对女作家写作动机、影响期待的辩白,亦或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对闺阁诗风提出新的解读,甚至诉诸神异化书写,可谓于经典、现实与神话诸多语境之中为闺秀创作及出版寻求合理空间。这一系列的合理化辩说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贯穿于闺秀创作与出版各个环节中的诸多非议,为推动闺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力量。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以考据为诗:翁方纲诗学与乾嘉考据学关系发覆

乾嘉考据学对清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及对文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产生直接且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然以翁方纲诗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知考据学与文学的互动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性,考据学在文学领域有所延伸,文学对考据学亦存在能动作用,至少在翁方纲诗学中,已有明确的将考据学纳入诗学范畴的主动意识,并积极从理论背景预设、诗学批评倡导与实践创新三个层面加以落实,力图实现考据学与诗学之融通。翁方纲一以贯之的融合考据与诗学的努力,就个体层面而言,为其在清代诗学史上确立了独特的价值地位;而从乾嘉文学整体来看,它对乾嘉诗学如何立足于文学本体而融摄考据学这一命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诗作批点与副文本引介:论《翁批杜诗》对杜诗的诠释及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构

批点文字作为一种副文本形态,可以对文本意义起到明确的引介、干预与塑造功能,这一点在批点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翁批杜诗》正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文本案例,可借以讨论“批点”这一副文本的主观导向与现实功用。翁方纲通过《翁批杜诗》,以批点为文本场域,对杜诗的特质及价值作了有意识的解读。他从语言组织、文本及内容来源、外部表达效果三个层面一一落实杜诗“无一字无至理”“无一字无来处”“不着一字”实则“苦用心”的特征,系统地塑造并强化了杜诗“质实”的主体特质,为其“学人诗”论的建构确立了必要的标杆与典范。可见《翁批杜诗》带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现实意图,它对杜诗的诠释、干预与塑造,本身构成并且有效完成了学人诗论体系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復初齋詩集》的編纂、删改與建構——兼論編年體的虚構可能

《復初齋詩集》目前所存的三種稿本爲進一步考察翁方綱的詩集編纂及詩歌創作提供了有效的文本路徑。對勘研究稿本與刻本,可了解詩集經歷的動態文本編纂過程,包括篇目去取、内容改定、順序移易、卷次分合等。在此過程中,翁方綱不僅大删詩作,改定詩題,還調整卷次,將部分中期詩歌編爲早年之作。作爲詩集最終面貌的七十卷定本,是精心建構與刻意包裝的結果。借助稿本,抽絲剥繭討論詩集的編纂過程,釐清和還原其建構的真相以及藴含的作者意圖,可以引發對編年體别集真實性問題的思考:即使由作者手定編年的作品,也可能是摻僞、粉飾的産物;編年别集作爲一種帶有歷史性與歷時性的文本,同樣存在虚構的可能。

“以词为史”--对黄升《中兴词选》的再认识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是现存的三部为南宋人所选辑并以南宋词为主的词总集之一,与《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各自反映了宋季至元初词体观念的一个层面。在淳祐年间词体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环境下,黄升的选择强调了词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内涵,反映出他对当时以名公为本位之价值体系的认同,包括卫道风气对词之创作和接受之影响。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跨不过的文化与夭折的直译——以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安乐王子》为例

很多人认为周氏兄弟翻译的失败在于文笔不佳，这不但有《域外小说集》的译者自道“句子生硬”、“诘诎聱牙”作为内证，而且还可举出蔡元培的评价作为外证：“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而，细览《域外小说集》多篇文章就会发现，周氏兄弟的译笔不但可以称得上清通，而且颇有几分林译的神韵，因为周氏兄弟本来就曾私淑林纾：

时代女性与女性病体--重读庐隐小说的身体书写

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的一生充满迂回曲折的动人故事。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传统社会过渡到五四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之一。身为时代的新女性,庐隐在其作品中刻划与思考了女性的各种困境。在她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庐隐特别喜爱书写患病了的女性身体及其相关的各种内心/精神面貌。这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女性、表现丰富的身体书写,涉及许多隐喻,在书写与文本的诠释上提供很多阅读空间。庐隐的女性病体铭刻,可以说构成"五四"女性文学中最凄厉惨痛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身体书写现象与女性文学建构。

《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

一自我意识／身份与自传体书写：33年的“等待”寓言 《小团圆》是通往张爱玲隐秘（内心）世界的一条暗道，是张爱玲留给世人最精彩的自传体文学遗产，也是作家遗留给“张迷”和“张学”最后的一个谜题。后张爱玲时代，仍然有众多读者在追寻张爱玲本人及其家世的历史片断，而在文学大师消失后的年代，张爱玲的人格与形象随着《小团圆》一书的出版，也有了重读与重新建构的可能空间。

“镜中影”:清代女性“对镜”图像与文本书写中表现的自我意识

镜子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媒介,因其特殊的物质作用和多重含义的符号隐喻意义,对镜写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绘画中不容忽视的主题。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女性对镜绘画和诗词,作者大多为男性,都体现了男性视角。清代闺阁女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出身名门世家,有着较好的素养和自我认知能力。对镜及对镜写真题材发展至清代,开始有女性参与此主题的图像与写作创作,尽管流传的作品数量很少,但我们从少量的绘画和文字书写中仍能读到女性意识的觉醒,想要发声的力量。毛文芳曾指出,女性画像大量的图绘数据及相涉的文字生产均为一种新文本,新文本的诞生,代表新的论述范畴的成立,关联着性别文化与自觉意识的女性画像文本,展现了迥异的文化新貌和新视野。1以女性对镜观看主题的图像与文本有着两种意义,一是女性的自我观看,一是女性创作者的自我再现。通过清代女性自主的选择对镜主题,镜子本身带有的隐喻意象。通过画像与文本比较研究,从对镜隐喻、图式传统突破、再到对镜书写中的变装,我们可看到清代女性已经明显的表现出了自我认知、自我形塑、自我再现的多重的心理投射。

《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中举正读

宝玉中举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合理想象,是对宝玉形象的提升,宝玉中举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意味。他中举后才出家而非落魄后出家,深化了出家的内涵。续书宝玉中举不是败笔,反是佳构。

《暗香》、《疏影》的历史评价与接受策略

姜虁词,在元明两代较受冷落。直到清初朱彝尊等浙西词人,接受张炎的影响,通过评点《暗香》、《疏影》,推崇其醇雅清空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姜虁才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到张惠言等常州词人,从社会性、政治性的角度解读这两首词,影响直至晚清。可见,常州词派并未挖掘新材料,而是通过变换解读角度,从而建构起本派的词学理论。

《盐官邑》来源旁证及与同母题同类型作品之比较

从情节要素来看,《盐官邑老魔魅色》和《申阳洞记》存在一定亲缘关系。除了《申阳洞记》,《盐官邑》还借鉴了"猿猴盗女"同母题其他作品,从而有所发展,体现出一个特点:从故事发展到情节;强调了两个方面:强调守贞,强调神力;呈现了三个不同的特征:崇文化、世俗化、写实化。在沿用和扬弃"猿猴盗女"同母题作品之外,受世风影响,《盐官邑》还在二拍"门第悬殊婚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既符合类型化又有独特性的一篇作品:表现为男性"升值"和女性"贬值"的交叉点。

关键的“误译”和有意的“误读”

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看似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然而,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事实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迎合当时接受者阅读习惯和情趣,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李贺诗中的太阳神话改编及其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关于太阳神话的书写往往与时间主题紧扣。屈原是最早把自身苦恼和困局与时间流逝结合作诗化叙述的诗人,对后世影响深远。李贺对太阳神话诗学传统的重写和改写,透露了其独有的思想和动机,形成了独特的"时空诗学"框架。李贺的这类诗作展现了崭新而奇诡的追逐时间的种种方式手段,同时也出现了"神仙之死"的悲观叙事。这个"时空诗学"框架及相关作品的内容,把李贺游仙和追求长生的作品从较普遍的政治解读和系年方法带回到知人论世的读法。

晚清词坛与纳兰词的接受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词的评价使其达到了整个清代的顶峰,然而还原到晚清王国维之前,通过对纳兰词刊本和相关选本的分析,可以看到,纳兰词在清中叶已经淡出词坛视野。通过分析纳兰词在晚清词学理论和词创作中的接受情况,可以发现晚清词坛是建构纳兰词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时期,建构的方式是创作和理论并行。同时,纳兰词也影响了晚清词坛的发展。

“岂徒幽宫狭路,陌上桑间?”——王勃在其《春思赋》中的转徙流离

王勃为初唐最享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其诗赋骈文,雕琢华丽,不脱六朝气习。可是,与六朝最大不同的是作品中的浓烈自我抒情色彩。这些抒情成分往往通过譬喻、象征等手法,寄寓在作品意象之中。《春思赋》为王勃自喻作品之典型,这个写作动机在赋《序》中已点明:"岂徒幽宫狭路,陌上桑间?"是知作者笔下的各种意象皆为自况服务。本文集中探讨"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背后的自我叙述的艺术特色。从历史背景得知,王勃创作此赋时,正处于仕途失意及旅居他乡流离转徙状态之中,其笔下意象的流转也是这种状态的体现。

南坡之变与元代中期宫廷文人的心灵书写

元代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被杀,史称“南坡之变”,事涉不同蒙古派系的夺权和争斗。聚焦这段内乱历史及其周边文本,可知元代中期宫廷文人是以一组联句及三组次韵诗的方式沉淀思绪达至疗伤,由最初激动隐晦的直白至平淡内敛的情词景语,到直斥叛党之非的诗史之笔,最后以大雅正声的宫廷诗回应时政。这时段的几组联作是诗人将创伤经验自我内化的一个过程,并转化为重建道德标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