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产结构与消费倾向: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基于CFPS数据,将居民家庭资产区分为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和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两种类型,把不同类型资产的变现成本引入到家庭消费决策的分析中,构建了一个双资产消费决策模型,并实证研究了家庭资产结构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整体来看,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提升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每增加1个百点,家庭的消费倾向增加0.11个百分点;随着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增加,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会显著增加。通过提高资产整体的流动性,降低金融服务费率,有助于从微观视角上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房价波动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相关性分析——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实证研究

基于Lettau and Ludvigson(2004)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1994-2012年间的宏观季度数据,就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收入、消费、住房资产和储蓄资产间的均衡关系在2004年第1季度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相应的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结构突变前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均不显著且很微弱,结构突变后房价上升在长期中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而在短期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结构突变后消费增长对房价冲击的响应不仅是持续的,路径也是波动式的,说明房价冲击会带来消费的剧烈波动。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的对策研究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从中产阶层的职业、教育、住房、收入来源、消费等社会学特征出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的政策,应稳定雇员化就业并促进自雇化就业,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薪收入并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并减少居住隔离以加强各阶层之间的消费联系,降低交通通信消费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成本进而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消费水平升级。

转轨时期居民消费和收入关系研究──居民家庭预算数据分析

转轨时期居民消费和收入关系研究──居民家庭预算数据分析谷书堂，臧旭恒本文利用１９７８年以来城镇和农村家庭预算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消费函数。分析所引用的数据除另加注明的外．均为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信用卡使用视角的研究

消费信贷作为缓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有效手段,对于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信用卡使用的视角考察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经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通过促进家庭潜在投资和劳动参与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和高医疗与抚养负担的家庭产生较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信用卡使用能够长期有效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文章为构建家庭经济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与增强经济韧性,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依据之一,影响着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该特征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愈加谨慎,但追根溯源,习惯形成究竟对居民消费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机制,这是文章探究的主要问题。以改进的Dynan模型为基础,充分考虑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的产生机制,嵌入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构建动态消费函数,采用29个省1978-2016年的城镇面板数据,在测算习惯形成、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变参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VAR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动态分析发现:面对不确定冲击,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随之增大,促使居民降低消费倾向,并在不确定影响弱化后,抑制消费倾向的回升,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消费倾向最终缓慢回升至某一较低的水平,因此习惯形成减慢了居民消费的变化速度,抑制了消费倾向的提高。这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供给侧的多次不确定冲击,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较大的习惯形成强度,是其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弱化习惯形成的强度和影响至关重要,为此应构建长效机制,努力降低不确定冲击的广度和深度。文章的研究进一步认清了消费习惯形成的性质,厘清了居民消费变化的动态性和长期性,对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有效性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分析:渊源、依据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理论源头、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作用机制和政策空间等多方面阐释了如何理解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关于消费不足的表述,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消费的论述。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表现为居民消费规模庞大、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新型消费不断涌现以及消费环境逐步完善等。从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城镇化、制度、供需关系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等角度分析了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的机制。最后,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融合的角度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政策建议,包括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供需适配性、把握引领新消费发展等。

税制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税收及税制结构在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税制结构来刺激居民消费。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异质性消费者无法实现跨期最优,导致其效用函数不同。这意味着同样一单位减税额会造成不同消费者最优消费水平的不同变动。本文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政策节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计算居民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数值,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制结构的调整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居民消费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并且刺激效果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需在居民整体税负水平保持稳定或者逐步下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税制结构良性发展的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的增长。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制约

一、通过政府供给的两类公共物品 1.制度类公共物品.制度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共物品.首先,制度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物品,其效用表现在遵守者效用的增加,或者是违反者效用的减少.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

在对ELES模型和AIDS模型从建模依据、模型特点和适用性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收入水平、消费环境、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城乡消费结构的优化要从提高农村收入、深化各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进行。

从客观属性到宪政决策──论“公共物品”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公共物品 ”这一概念目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理解，本文论述了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布坎南、Marm olo等人对这一概念的观点，认为对这一概念的众多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分别从物品本 身的客观技术特性和供给方式这两个方面来对公共物品问题进行研究，对公共物品的这两种 理解也构成了公共物品理论研究中的两个平行发展的方向。

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78-2006年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且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非正规金融、过度敏感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基于2003至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拓展的Campbell-Mankiw(1990)模型框架,选择中国农村2003至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控制个体效应的面板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检验了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变动以及非正规金融变动均存在"过度敏感性",收入敏感性系数远高于非正规金融系数;两者的敏感性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形成从西到东递减的梯度,意味着西部农户面临更为严重的流动性约束;人口抚养系数对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而不确定性具有较大的负向影响。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形成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相互补充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对 1998— 2 0 0 1年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弹性分析和基本需求分析。分析显示山东省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均得以满足 ,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 ;同时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导致了消费结构差异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并针对消费结构分析出现的新问题 。

信息不对称、抵押物与商业银行消费贷款经营行为--基于商业银行微观业务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国内某银行消费贷款业务数据,实证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抵押物对商业银行消费贷款经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抵押物能够显著影响商业银行消费贷款配给行为,提供抵押物的借款人获得的借款额度明显较高,且抵押物配给效果受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明显;(2)抵押物与消费贷款违约风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抵押物作用机制中的"客户选择"效应占主导地位;(3)抵押物决定与借款人事前风险评估无明显关联,但与借款人抵押物可获得性高度相关,表明银行业务经营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押物依赖现象。

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四期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处在中低分位数的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即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家庭财富配置的视角

房价高速增长与消费增速放缓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房产作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变动必将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家庭财富配置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对房价水平和房价增速对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房价上涨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储蓄率对有房家庭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并且,房价增速的加快会抑制该住房财富效应。而相对房价水平的提高则会促进其发挥。

中国产业组织结构分析及展望

本文选取行业集中度、企业规模、企业行为及资源配置效率等指标分析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状况 ,指出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