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之实践为样本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基于这些差异,延伸至不起诉制度领域,对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区别对待,然而实践中往往忽视这些问题,以致于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中存在许多可以避免的问题。针对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进行了理论反思。

历程——记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政委廖久念

2007年11月6日，重庆市检察机关第二届“十佳”侦查员评选工作在经过选手们的激烈角逐后终于尘埃落定，涪陵区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政委廖久念同志荣登榜首。

神探的办案故事——记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庄永东——猎人的眼睛

说起庄永东，在重庆检察系统可谓是名人。他先后获得重庆市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和“十佳侦查员”称号；他主办的重庆市涪陵区粮食储备库主任兰中建贪污、挪用公款400万元的特大案件，被重庆市检察院评为“全市检察机关第一届职务犯罪侦查‘精品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优质案件”，他所带领的办案组被重庆市院荣记集体二等功，2008年，他被评为“重庆直辖点年有突出贡献检察干警” 。

把自己“送”进监狱的局长——原重庆市涪陵区水电局副局长陶程受贿案纪实

2010年6月12日，即将被投入监狱的原重庆市涪陵区水电局副局长陶程痛哭流涕地写下了千言悔过书，这个在涪陵水电系统曾经辉煌过的副处级干部，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沦为阶下囚，他悔恨难当。

校园暴力犯罪的治理路径——以A区检察院办理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 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 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A 区检察院近两年来办理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进行梳理, 剖析校园暴力犯罪的特点、 原因, 进而提出法律上的约束办法和有效的预防措施.

培育检察廉政文化 提升队伍素质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社会公平正义必须首先要公正执法,公正执法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构建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思考——以检察机关的社会调查权为例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方针,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批捕率、起诉率和监禁率是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表现。但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不完善却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准确评估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无法深入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源,这不仅降低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针对性,而且影响了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实际效果,导致未成年人再犯罪率居高不下。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探究

犯罪的发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等诉讼环节都是用证据证明事实的过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而证据的合法性是必然要求。实践中,证据收集环节如果违反程序规定,则可能成为非法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需要审查的内容,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则成为检察机关必须面对的难题。

毒品违法犯罪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以涪陵地区毒品犯罪为例

随着涪陵地区的涉毒违法案件日益增多,毒品犯罪已经成为涪陵区最常见、最多发的犯罪类型之一。司法实践中,"卖毒赠毒"、"毒品性交易"、"借还毒品"等新型毒品交易行为冲击着传统毒品交易理念。涉毒犯罪形式呈现多样化态势,涉毒人员与日俱增,面对日益复杂的毒品违法犯罪形势,涪陵地区需发动全民参与禁毒,共创无毒社区。

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的思考

面对我国日趋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我们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深化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律的认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理论研究,创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思路,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律师介入机制、社会调查制度、社区矫正机制、前科消灭制度"等制度的构建,逐步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努力实现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的专门化、专职化,已然成为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效的当然选择。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的基本构建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应从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制定、审批、提出,以及量刑建议监督与制约等方面来构建;量刑建议程序的完善,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的推进。

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应根据起诉范围、起诉条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诉讼费用等问题对其进行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流失。

检察建议制度发展探析

制发检察建议是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之下,其定位更高,发挥的效果也将更为显著。我国的检察建议制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不同阶段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大不相同。为充分发挥好检察建议的效果,有必要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检察建议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局进行更深层次的破解。

是检察官给了我们举报的力量

“是检察官保障民生，坚决惩处腐败的决心，给了我们举报的力量，我们感谢他们!”重庆市涪陵区大顺乡清风村赵庄义等三名村民代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异口同声地说。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理论进路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纳入法律轨道之后,理论界多侧重于研讨立法的不足及完善之策;实务界则侧重于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创新。两者虽都是向善的目标,但相互间对问题的认识并未对接。实际上,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没有理论者言说的那么多问题,也没有实践者制度创新的那么完美,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落到实处;如何融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以助推该制度的演进。

关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的处遇问题研究——基于临界年龄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的视角

处于临界年龄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共同犯罪后,遭受的刑罚处遇却天壤之别,这既与刑法学上的共犯理论相矛盾,更与少年司法所强调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相背离。在临界年龄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适当延伸"未成年人"这一概念的外延,准予将未成年人司法程序扩展适用于不满22周岁的成年人,不仅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且与国际潮流相契合。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善于领会法律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通过司法裁判来舒缓法条的刚性,实现同一案件判决结果的衡平。为保障法官能够衡平裁量临界年龄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刑罚处遇,进一步完善矫正措施亦势在必行。

论人权视角下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建立刑罚制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刑法学界,对刑罚目的的认识有三种观点:报应理论、预防论以及报应和预防综合论,但是,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真正告诉我们刑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维护和发展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权和福祉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来说,保护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权和福祉的国家法律制度以及维护这种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刑法的根本任务,是国家刑罚权存在的唯一根据,也是刑罚最根本的目的。

农村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职能研究

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以及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职能失效的原因分析,依据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和实践,重新梳理和配置地方政府的农村环境管理职能,从而探索农村环境治理的真正出路。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通过梳理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中公众参与的规定,对照UNEP有效的公众参与五要素,剖析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机制的不足,并提出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