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期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

台湾新诗史回归期(1972—1983)以正视现实、肯定明朗、关怀乡土、拥抱民族为主要特征。其成因则与诗作风格丕变、文学论战四起、诗社诗刊涌现、空前外交变局四点密切相关。彼时诗人积极思考自我身份及过往诗潮流弊,扬弃了"世界性""超现实性""纯粹性"等现代主义主张,改朝"民族性""社会性""世俗性"等现实主义路线发展,进行书写与行动的双重实践。以抒情诗见长的张错(1943—)、席慕蓉(1943—)、方娥真(1954—)与温瑞安(1954—)四位就身份而言,可能都算某种意义上的"外人"。但在文学史书写上,四人毫无疑问都该被纳入"台湾文学‘之内’",构成回归期台湾新诗史极为重要的环节。文学界普遍认为"温是侠骨、方是柔肠",在文学表现上方往往也被视为温的附属品。其实方娥真的诗作产量不逊于温瑞安,意象营造、文字功力与节奏控制更在温之上。上述这种说法所反映的往往不是诗作风格,而是尊卑位阶,亦即视女性为他者(the other)或附属品,以呈现男性的自我(self)及优势位置。

開闔破立——論“新子學”的願與違

"新子學"論述有一套嚴謹的方法論反省,先是歸納出歷代"子學現象",進而由"子學現象"中抽繹出"原創"、"多元"、"平等"、"不尚一統"的"子學精神",進而以"子學精神"爲導引,整合構建並提出適切的學術走向以供參考。本文以爲"子學現象"本是衰世現象,所謂的"子學精神"或許只是論者美好的嚮往,恐非歷史事實;對"新子學"亟欲去之的兩個框架,本文也有不同意見,認爲"新子學"論者對傳統尊經批判過於嚴苛,而對現今學科本位的教育體制批判又嫌不足;最後並建議以十多年前中國古典文論界所提出的"中國現代學術話語"作爲參考系,思考可能遇到的挑戰。

从“情礼融合”论《聊斋志异》人伦之美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所书写的女性生命之存在价值,大抵都有着'情礼融合'的价值意涵,但此一意涵并非制式、定格的,而是有着'因情适变'的思维与态度。因为有这样思维,使得这些女性在面对现实问题、情爱危机、家庭变故以及礼教规范等问题时,这些女性都能觉醒,经由'因情适变'的自主选择,而体现出'情礼融合'的生命价值意涵。但她们的改变并非颠覆传统伦理、脱离家庭秩序,而是在传统人伦关系与社会情境的变动中,重新透过'因情适变'与'情礼融合'来实现出生命的价值意涵,真正展现出人格美中'人伦之美'的典型。准此,本文将先探讨蒲松龄之'情礼融合'与'人伦之美'的写作理想,就此来探究《聊斋志异》中所体现'情礼融合'的'人伦之美'生命真谛,进而将《聊斋志异》中所要建构'人伦之美'的价值意涵彰显出来。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因和流变

西方现代朦胧的意象结合传统诗词隽雅的意境催生了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从早期直接源自法国象征主义的"象征诗派",到揉和传统诗歌美学的"现代诗派",再到融会英美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思考的"九叶诗派",最后到直面历史的"朦胧诗派",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完成了它由舶来品到"真正于中华落地生根"的本土化蜕变。现代主义诗体流变在艺术手法上可以看成是诗意语汇和意象运用的逐渐成熟以及对格律、韵调等束缚的一步步革命;在主旨上则可视为由关爱"小我"到博爱"大我"的升华。在长久的大胆接受、消化和创新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中国诗坛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鼎足而立的最年轻也最眩目的重要流派。

论禅籍表时间的“次”

'次'除了顺序、次第、处所等义外,还有表时间或表动作进行体之义,这种用法常见于禅籍,后来消失了,许多词典都未收录此义项。文章从历时角度看'次'的发展,试图找出时间'次'的词性与来源。'次'的词性有两种可能,'VP之次'的'次'是时间名词,'VP次'的'次'是动态助词。'次'的来源、发展轨迹是从动词(驻扎),变成名词(停歇处),再变成时间名词,最后成为有时间意味的动态助词。空间'次'多用在'NP之次'或'VP之次'格式中,时间'次'则多用在'VP次'格式中。时间'次'没落的原因是其在语法功能、普及度、频率上均不如'时'广泛,故没有流传下来。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黄公望(1269-1354年)本姓陆,常熟人;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约在元顺宗至正十四年(1354年)成道。幼家贫,为九十黄叟所领养,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以聪颖,多才艺,博涉经史,拔参县神童科考。

論夢窗詞單字領之運用

'領字'是詞體獨有的一種用語方式,在調式上具有領起下文、疏通字句之效用。本文爬梳夢窗詞三百四十首作品,統計、分析其單字領之運用方式,進而歸結其單字領詞性虚實相兼、多元靈活之特色,以及疏通句組前後文、造成時空轉折、意義層深之結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