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史学观阐析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历史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从政治家的角度回答了“历史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他以形象的比喻阐释了历史的价值,指出历史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史学观既论证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之间不可割断的纵向联系,也指出了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的横向关系,肯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曾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世界上优秀的文明成果。他不但坚持我党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还基于群众史观定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

民国时期,吕振羽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批评为实验主义。事实上,无论在治史理念,还是在史学实践方面,郭沫若史学确实具有实验主义特征。但是,郭沫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读中国古史,终于跟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划界分野。究其根源,吕振羽是因为要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和从郭沫若那里受益的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史学而不得不涉及郭沫若。吕振羽的这一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尝试破解史料匮乏之窘,在史料学上是对实验主义的又一次突破。

唐宋时期所撰《史记》《汉书》相关散佚著作综合研究——以唐代刘伯庄《史记音义》为例

本文先较为全面集辑唐代刘伯庄撰著《史记音义》逸文,进而分析了其主体内容、注释特点、历史地位;之后以《史记音义》作为典型例子归纳了唐宋时期《史记》《汉书》散失作品大体内容、编纂特点、史学价值和缺憾,对比唐宋学者对《史记》《汉书》所作探究思路异同。以上有关论述不仅可以全新视角窥探《史记》《汉书》在唐宋接受、校理、评价状况等,还可以某些新发现资料考释疑难内容从而推进其研究进程。

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振羽是一位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顾和总结有关吕振羽的研究状况,对深化发掘和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吕振羽的生平活动、人际网络、精神风范、学术遗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既深且广的探讨,不仅呈现出吕振羽研究的多个面相,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未来研究,亟需挖掘吕振羽相关档案资料,加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比较研究,从文本与语境互动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认识。

“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

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史学导论》里,依据弗里曼的观点和费希尔提供的材料,提出“弗劳德病”一词。这一术语随着《史学导论》被译成不同语言而世人皆知。表面上弗里曼以弗劳德史著“不确实”为由猛烈抨击之,从学术理念上代表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主张;实际上还代表了学术观念之外的与弗劳德政见、宗教观念不同的人们发声,另外多少又体现了他想扳倒潜在的学术对手的愿景。弗里曼批评弗劳德未免以偏概全;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未对费希尔批评弗劳德之词做出鉴定,就贸然吸纳其错误的举例,同时舍去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说法,这些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改革开放初期海峡两岸学界围绕民国史编纂的对话

40多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经过不断地接触、交流与切磋,并共享彼岸丰富的档案文献与学术成果,相互砥砺、取长补短,已然取得巨大成绩。然而,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两岸关系总体上仍处于对立状态,但由于中国大陆开放国策以及中美建交的双重催动,大陆积极改变对台策略,使得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基于这样的时空背景,两岸近代史学界曾有过一段关于民国史研究的学术争论。

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一方面批判实验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运动。这使得郭沫若史学中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张随之突显。在理论上,郭沫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上,他主张以史料使用情况来衡量史学论著学术水平的高低。其史论关系说是60年代初史学界纠偏的先声。

驳郭沫若史学在台港地区遭遇的贬损——以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为例

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分别出版《郭沫若批判》《新史学九十年》《郭沫若总论》,贬损郭沫若史学。他们的手法有:片面利用大陆学者评郭沫若史学的言论;转换语境,放大郭沫若的"错误";且许冠三书中文献注释有误,金达凯严重抄袭王锦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文献不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吕振羽史料学理论与实践

吕振羽充分认识到史料缺乏与真伪杂存对于历史研究的消极影响。他主张把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民族材料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史前史研究史料缺乏问题,主张充分吸纳他人辨伪成果以克服史料真伪杂存问题。他明确把史料区分为"正料"和"副料",多次阐释史料搜集与整理的重要性,在史料解读方面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从而与实验主义划清界线。吕振羽在史前史研究中对神话史料的处理,与神话学家的研究殊途同归,无论是在科学主义还是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都有其学术合法性。

“西周封建说”首创之问题探析——关涉吕振羽、范文澜和吴玉章之学术影响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郭沫若对中国“无奴说”的回应

郭沫若提出中国"有奴说",遭受"无奴说"的对峙。他援民族学材料入史学,采取与古希腊、罗马比较的方法,坚持自己对于"臣""民""众"的释义,区分"奴隶"与"农奴",界定"奴隶制"与"封建制",巩固自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亚细亚"的原始社会的解读,从而完善自己的学说,实现对"无奴说"的有效反驳。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

汤志钧与台湾地区学术界的交往及其影响

台湾地区“解严”前,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研究著作即遭到台湾地区出版商翻印,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其研究的学术市场。他还有机会在境外参加学术会议之际与台湾地区学者接触。台湾地区开放中国内地探亲后,台湾地区学者慕名访问了汤志钧并向台湾地区学界介绍了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治学历程。1992年3月,他应邀担任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成为两岸直接交流以来第一位于台湾地区高等学校讲学的中国内地历史学家,在两岸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之后,他的多种著作在台湾地区获得出版,促使其于1997年再度赴台讲学。据1998至2021年台湾地区硕博学位论文中征引汤志钧著作情况显示,汤氏整理的康有为、章太炎等史料集和他的经学史、戊戌变法研究,最受台湾地区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