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史料焦渴的期待--民国安徽文学文献略识

我国现存民国安徽文献数量极丰,其中既有未经整理出版的名家抄本、稿本,被历史尘封的重要作家作品,也有极具史料价值的民间文学著述、地方文学总集。它们不仅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保留了众多被现代文化史忽略的信息。对这些文献予以发掘、整理,既是安徽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的需要,也是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须。

《安徽文献总目》新书发布暨研讨会综述

2021年2月6日上午,“《安徽文献总目》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会议由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主办,黄山书社、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承办。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洪永平,淮北师范大学校长姚佐文教授,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民,安徽大学党委原书记、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仁群教授等出席了会议。由于疫情影响,此次会议没有邀请省外专家参加,来自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阜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福华教授主持。

吴汝纶文献观念发微--以日记与尺牍为中心的考察

吴汝纶一生从事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强调"《六经》传记"和"周、孔之教"在中国政治、学术、文化上的核心地位,重视地方志、家谱、金石以及当代文献的重要功用与价值,"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汉至今,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扫"的学术理念使得其文献观念更加理性、科学,这是吴汝纶能够取得巨大文献整理研究成就的重要原因。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关于音乐文献学课程内容体系的构想

音乐文献学课程教学应结束目前各施其教的状态,编写统一的教材,其内容体系应由音乐文献类型与要籍介绍、音乐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音乐文献检索与利用、古代音乐文献选读、音乐文献常识共五部分十二个方面构成。

西北行记所见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20世纪30年代考察西北热潮期间,形成了数量不菲的西北行记,详细记载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状况。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生活习俗、各民族相互关系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经济与社会交往、语言融通、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等现象,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萌芽。

从《安徽丛书》到《安徽古籍丛书》

清末至民初,我国古典学术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安徽知识分子也致力于安徽地方文献的搜罗、整理、研究。1931年"《安徽丛书》编印处、编审会"成立,至1936年,《安徽丛书》共出版六期,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省内外学者继续安徽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988年底,开始编纂《安徽古籍丛书》,迄今已持续近30年,整理出版了100余种地方文献,对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典范。

《通鉴注商》的文献考辨及方法

赵绍祖《通鉴注商》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文字、音韵、典章制度、史实考辨、地理阐释等方面的疏漏与谬误作了详细考辨,深入分析了胡氏误注的原因。其文献考辨方法包括追溯史源、考证基础上的分析推论、以金石证史等,且能注意充分借鉴前人成果,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良臣·良贾·良民:明清徽州地区的职业观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以士农工商为正业,各宗族禁止子弟从事胥吏、僧道、屠夫等“贱业”,要求子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要积极就业,以避免游荡社会,甚至走上邪路.在职业实践中,各宗族要求子弟保持勤劳的品质与专精的职业素养,分别对儒业、贾业、农业、手工业的从业者提出了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以良臣、良贾、良民等从业质量作为职业理想.上述关于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的要求对当前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形成、职业素养的提升、职业意志的训练、职业理想的确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艺麻辑要》作者辨——兼考其与黄厚裕《栽苎麻法略》的关系

各书目著录《艺麻辑要》的作者不同,有的题为董元亮,有的题为汪曾保(等)。经仔细分析该书的序言,可以判定其真正责任者应为董元亮。书中首篇辑录了汪曾保的《栽苎麻略法》,但该篇与滁州人黄厚裕的《栽苎麻法略》的内容与结构高度相似,重复率接近80%。黄书先出十余年,汪氏极有可能抄录、改写了黄书。黄书密切结合滁州地区实际而写,其内容可与光绪《滁州志》相互印证。尽管汪氏在改写时删去了标志性地域信息,但是并不彻底,如汪氏说徐州、凤阳、泗州等为浙江近地,显然不符合实际;而且黄书中的滁州方言依然保留在汪书之中。

民国皖籍文学译者群研究

清末民初皖籍翻译人才辈出,吴汝伦、胡怀琛的翻译理论,对近现代文学翻译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后以陈独秀、胡适《新青年》为理论引导的皖籍译者群、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未名社"皖籍译者群译介了大量苏俄、欧洲、日本的文学巨著及理论专著,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0—1940年代皖籍译者群新生力量涌现,优秀译作层出不穷,用翻译作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致力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同时期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也大放异彩。抗战爆发以后,皖籍译者笔下涌现了大量与二战相关的文学作品。民国皖籍译者的活跃,与安徽传统地域文化有关,与大批皖籍留学生出现有关,受新文化运动中皖人陈独秀、胡适的领袖作用推动,并受到"桐城文风"的影响。

商周青铜器复合族徽与甲骨文多字族名比较研究

商周青铜器复合族徽的类型结构与甲骨文多字族名有相似之处,但不见同名重合事例,说明作为族组织的复合族徽实际上不见于甲骨文记载,因而复合族徽应当不代表族组织实体,而是几个关系亲近的族氏共同作器的表示,其用法类似于甲骨文多字族名的连称。

关于提炼与表述“淮北精神”的探讨

一座城市，连同它所管辖或标志的地区，应该有，而且总是会有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丁环境，积淀于历史，汲养于人文，风发于时代。民国以上旧方志多载“风俗”，其中就大体包含了一些类似于文化精神的内容，但远不足以与我们今天标举的城市精神相比。

论戴震对水利文献的贡献

戴震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撰写《水地记》,存定稿与初稿两种,定稿为其整理《水经注》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学者的抽样统计作粗略估计,戴氏《水经注》异于赵氏者约在50%以上。学界对《直隶河渠书》的撰者多存争议,但是胡适认为此书至少前四册二十六卷是戴氏的最终定稿。学者多认为戴氏文集中《记洞过水》一文的真正作者并非戴震,事实上,戴氏曾对此文原稿增删改动408字,批注345字,约为原稿字数的1.5倍。在戴氏的其它专论中亦有水道考证内容,其所参与纂修的地方志之"山川""水利"内容中可能也隐藏着戴震的贡献。

吴汝纶的文献考辨及其特点

吴汝纶的经学著作及日记、尺牍、文集中关于文献考辨的内容很多,涉及小学、名物制度、舆地、史事、文献真伪等多方面。他的文献考辨方法,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唯是求之、择善而从;充分重视族谱、金石在考证史事方面的作用;以文体、文例考证。

唐敬宗“自捕狐狸”问题研究

古代皇帝田猎不只是个人娱乐,更是国家层面的礼仪活动,是皇帝治国理政内容的一部分。唐代皇帝田猎的文献,首先是礼仪制度的记载,《大唐开元礼》中的《皇帝田狩礼》记载了唐代皇帝田狩礼具体而复杂的程序,其次在记载方式上,体现了古人对皇帝田猎意义的考量。南宋王应麟《玉海》中将《讲武、田猎》归于兵制,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则将相关内容列入军礼之下,体现的是田猎的军事操练意义。今人对于唐代皇帝田猎的研究丰富很多,梳理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皇帝田猎相关的唐代田狩制度的研究,重点是对田猎与礼仪、政治、经济关系的探究。如陈戍国《中国礼制史》[1]中有《李唐射礼田狩礼》一节,通过对《唐会要》、两《唐书》等文献的细致解读.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

与商周青铜器一般铭文相比,族徽文字具有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美化装饰色彩明显、书法色彩浓厚、词位和句法不固定、章法布局不合文字排列常规等特点。深入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族徽文字的正确隶定、考释及其性质认识,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清前期颍州府赋税征收试析——基于乾隆《颍州府志》的考察

颍州府是清朝淮河中游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颍州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由于执行情况不同,各地田赋、杂税和存留比例均有差异。

关于地方高校传统文化通识课程改进路径的思考——基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讨论

实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是国家战略,对照《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地方高校传统文化通识课的开设与讲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以自主开课为主、慕课为辅;打造有本校特色的课程:开设重要典籍导读课,开设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教学。

方苞《史记》学成就述论

方苞的《史记》学成就,主要围绕着补正史实(考据)、分析叙事(辞章)、辨明史义(义理)三个方面展开。此三者正是方苞治学的着力点,为其古文"义法"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方氏于《史记》用功既深而过于自信,且因其推重"义法"而求之过深,故致其《史记》学研究亦多有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