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词“都”的语义网络系统

0.1 “都”是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使用率较高的一个副词。其语法意义,以前的研究者曾作过不少有益的归纳和分类。但多囿于句法格局内的静态描写,缺少一种形式化的方法和语义上的参照系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主观性和片面性;加之又过分强调其所谓“总括”前指的用法(其实对这种现象也没有作很好的说明)与其它用法的区别,因而更难看出各种语义值之间的联系。本文想在对“量”的总括用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并借助于语义和语用因素的综合分析,力求在动态中多侧面地发现其语法语用义,沟通其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广义"被"字句

从"被"字短语的句法功能出发,分析了由"被"字短语构成的几种"被"字结构的句法分布和语义特点,分别描述了"被"字短语及由"被"字短语构成的主谓结构、偏正结构、"的"字结构语法特点,探讨了"被"字引进的动词不出现在谓语部分这种广义"被"字句式的结构形式。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人物的类型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早已引起注意但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从创作原则、人物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具体的考察,对于《儒林外史》乃至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都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人物塑造角度,探讨《儒林外史》与《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类型原则的继承、革新关系。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阅读显现着批评话语的暧昧,其原因是二十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文化冲突。蒋光慈革命小说本文中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现代革命通过叙述者的置换使其在政治与性本文内的叙事真实化。

解读《铁木前传》的深层意蕴

通过文本细读,揭示作者对童年的迷恋和人生失落感的创作心态,并探讨其魅力长存的原因。

由“赤壁之战”看《三国演义》中的智谋描写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写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写战争不着力写武力相斗,而更注重写智谋较量。在洋洋洒洒百万言里,写用智几乎随处可见,从而使全书增光溢彩,“瑰伟动人”(鲁迅语)。“赤壁之战”,是小说精彩部分之一。魏、蜀、吴三方为了各自的刊益,在赤壁地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大战之前,三方却先进行了一场奇智异谋的铰量,它启示人们:智术对于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作用。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

在80年代初小说观念的更新中,王蒙和汪曾祺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的小说在内容上仍属“反思文学”,只是打破了以往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框架的模式,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而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形式上的散文化,而且内容上的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相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较大的距离。

说“喻之二柄”与“喻之多边”

在所有的修辞格当中,最常见的莫过于比喻了。比喻的运用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年前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就有很多比喻。诸子散文,已广泛运用比喻;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喻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其独特功能。虽然以前的修辞书往往把比喻作为重点论述的一个内容,但大多都侧重于比喻的分类,而对比喻的“二柄”与“多边”涉及得很少,对这两种重要的修辞现象研究得更少。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力作《管锥编》中精辟地揭示和阐发了这两种独特的修辞现象。这不能不说是钱先生在比喻辞格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本文拟就“喻之二柄”与“喻之多边”这两种修辞现象。

模糊修辞的原则和方法初探

语言,从抽象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仅凭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看出模糊语言学和模糊数学的师承关系:模糊数学的建立从理论上为模糊语言学奠定了基础。模糊语言学正是运用了模糊数学理论中语言变量及其一致性函数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我们知道,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语言叫“自然语言”,其特点是带有模糊性。它是用字或词作为符号,并用它代表主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观念、行为和情感,是社会成员交换信息的一种重要工具。如果使用计算机的话,则须编成刻板生硬的程序,用一系列符号去代表机器的动作和被处理元素的状态,这就是“形式语言”,其特点是精确性。

莫言创作心态探源

拎着一根“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于1985年闯进了文坛。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以数十部中短篇在近几年的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莫言旋风”。文坛被“爆炸”了。面对这一组庞大驳杂而又独特的作品群,人们不禁陷入一种困惑:一个仅有十八年农村生活、七年学历、两年临时工再加十年军龄的普通青年军人,怎么会在短短的两年里突发性地造就了文坛上的“莫言现象”?对此,评论界聚讼纷纭,我则想起了这样一句名言:“作家的作品只是秘密成长心灵的外在成果。”故尔,本文试图从作家的心灵着眼,通过对作家主体的考察,来寻找他创作心理上的种种诱惑,以期尽可能地消除对这位作家的困惑。

情节在小说中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把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追溯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小说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当原始人围坐火堆边打发漫长的夜晚的时侯,他们开始回忆白日里狩猎捕杀、刀耕火种、生老病死等事件,并把它们复述出来。但这种复述并不可能是按顺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排列出来,其间必定要被想象、幻想删除或增加,以表示原始人喜怒哀乐的情绪,崇拜、热爱、忧伤、恐惧等情感,表达出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认识和判断,小说便诞生了。故事叙述的是时间生活,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

发现·选择·再创造——审美欣赏中主体性浅析

审美欣赏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它的发生,总基于特定的审美关系的构成。一定审美关系的构成,离不开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这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缺一,审美关系就难以维系,审美欣赏活动的展开更是无法实现、无从谈起。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生学的认识论说:“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会把自己烙印于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

“倒有些确实是诗”——略论郭沫若历史剧诗性审美品格

当郭沫若以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历史剧创作时 ,他的诗人的禀赋、个性、气质、才情便无形中灌注到创作之中 ,因此他的历史剧呈现出一片葱茏朴茂、灵气飞动、摇荡心旌的浪漫主义诗意美。这种诗性审美品格在郭沫若历史剧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贯串全剧的诗魂和全剧主人公的诗人气质 ;二、融合在戏剧情境中各体各样的诗 ;三、诗的戏剧结构情节、戏剧场景、戏剧气氛 ;四、诗的戏剧语言。

董仲舒的“开阴”求雨与女性诱雨的人类学经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求雨》与《止雨》两个专篇，规范祈求雨水降落与停止的祭祀事象。其中一 个贯穿的思想就是“动阴以起阴”（或简称“开阴”），即用呈“阴性”的人的因素——女人及其女人喻象作 为感发互渗的因素，从而诱引作为天之阴性因素的雨水，这是一种“天人相感”思想在祈雨风俗中的具体 落实。

从东巴经文看纳西人审美意识

一、纳西人的自然美观念 纳西人的“自然美”意识是清晰的。即使民间宗教的东巴“文本”中,也充满了对自然界事物的审美情调。像迸出红光的太阳,射出白辉的月亮,像梅开二度的花树,还有“天空留上美丽的白云,大地留下碧茵的青色”,无不在宗教幻想里渗透了纳西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与赞叹。 纳西人认为,在自然界无生命的事物中,山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审美对象。山的美,美在自然天成,无需人们再付出任何多余的劳动。

《诗集传》与《诗毛氏传疏》

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严谨门户著称，它专主《毛诗》说，对历史上诸家《诗》学著述惟撷取能“申明毛氏者Ⅲ。对于宋人《诗》说似乎尤其冷淡，无论其能否申明毛氏，都不明引明用，基本上“置于不议不论之列。”

《毛诗后笺》的经学色彩

《诗经》自从被奉为儒家经典，说《诗》者多是从经学角度对它进行解释。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清末。其间固然有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异军突起，试图从文本出发，以新的角度审视《诗经》，但是彼众我寡，响应者寥寥，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毛诗后笺》与《诗毛氏传疏》比较

胡承珙(1776-1832)和陈奂(1786-1863)同是清嘉、道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胡氏著《毛诗后笺》(以下简称《后笺》),陈氏著《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各三十卷。两书同是清代重要的《诗经》新疏之作。这两部书撰述的时间起讫也大体一致。陈奂在《传疏》叙录中自云其书撰写起始于嘉庆中期(1812),完成于道光年间(1840)。陈奂早年游京师,结识胡承珙,'知亦攻《毛诗》,与己同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