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学者对《旧唐书》的整理研究

《旧唐书》在历代的传抄和刊刻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讹误和脱漏,清雍正间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钞》及乾隆时的两次官方校勘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道光年间,扬州学者张宗泰、罗士琳、刘文淇、刘毓崧、陈立等前后两次对《旧唐书》做了比较深入、全面的校勘整理,大致解决了《旧唐书》严重的讹误脱漏问题,罗、刘等《旧唐书校勘记》集其大成,于《旧唐书》功不可没.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由于成书时代的局限,对于他们的校勘成果利用不够,近20年学者对"点校本"《旧唐书》的校正,也未能很好地利用《旧唐书校勘记》的已有成就.

实地考察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都喜欢游历 ,他非常重视实地的考察 ,并自觉地将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古史考辨、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与民族问题等诸多学术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实地考察的重视及身体力行。他这种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

《玉台新咏》是张丽华所“撰录”吗?——从文献学角度看《〈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的文献学考察有待商榷。在讨论历代目录著作对《玉台新咏》的著录时,间接或直接回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接从南宋说起,而其所列出的三条分别出自《玉台后集》、《沧浪诗话》、《后村诗话》的旁证也都存在明确的反证。在版本考察中,“嘉本”《新唐书.艺文志》“缺页”不实,对《大唐新语》有关《玉台新咏》记载的轻易否定有漏洞,引证的“宋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乃明代影刻本。在考据方法及材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其在文献考辨基础上得出的《玉台新咏》撰录者非徐陵而可能为张丽华的结论难于成立。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东汉时期安徽行政建置沿革

东汉一代,地方行政建置虽然从州、县两级看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受改朝换代及王国兴废影响较大。东汉初年,全面恢复了被王莽改动的全国地名,是一大变化;境内王国的兴废,对于郡的废置与辖区、县及侯国的归属有较大影响;汉末政局的巨变尤其是曹氏权力集团的形成及其与江东孙氏的政治军事对峙导致了又一次建置变革。

人格魅力与学术影响——以顾颉刚为中心的讨论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对于中国史学以至整体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成就与其它因素之外,超凡的人格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学术影响。顾颉刚平等对待各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博大学术胸襟、办刊办报建立阵地的无私学术奉献、不遗余力奖掖青年后进的恢宏学术气度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等人格魅力,都在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同时对其弟子及后学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使其学术影响更深远也更广泛。

学存文献 功在乡邦——《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出版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收集、整理、编校的《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于2006年8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共约20万字,集结了吴孟复先生关于安徽文献研究的散篇文字。吴孟复(1919—1995),是安徽著名学者,安徽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专家。早年受业于唐文治、陈衍、柳诒徵诸大师,博采众长,学有专门。

说《旧唐书》的“比事”

《旧唐书》纪、传部分在“比事”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对一些事关重大的唐代史事及人物进行贬斥,体现出了纂修者在书中贯彻“春秋笔法”的意图。最为典型的例子,一为效仿沈约《宋书·二凶传》的数字记日方式;二是上承班固《汉书·高后纪》及《王莽传》的成例,于《则天皇后纪》中记事非常简约。研究这一现象对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古代历史编纂思想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

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为适应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文章揭示了历史教科书兴起的背景以及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在晚清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舞台中,江苏人依靠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优势,勇敢地承担起和外来文化交流和接触的历史使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代表性的有:江苏书画家王寅、卫寿金等寓居日本、王韬与日本知识界的交往、姚锡光的赴日教育考察等三个方面,他们对江苏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清代两张宗泰考述

清代乾隆、道光间,有两位同名张宗泰的学者,一位籍贯在扬州甘泉,精于经学、史学及天文历算之学,并对《旧唐书》做了较为彻底的校勘整理。一位籍贯在河南鲁山,泛览历代史书,熟稔地方文献。但现有多种文史工具书或将两者误为一人,或对两者的履历、著述混淆不清,造成了较大的混乱。本文利用多种地方文献,对这一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并择要评述了两人的学术成就。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祜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

《旧唐书·经籍志》子部脱漏书考证

《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是刘■等依据唐毋煚《古今书录》撰集而成的,"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①四部类序著录卷数之和为"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与《古今书录》一卷不差。今本《旧唐志》四部书总卷数亦作"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但是各部类之下所收书种数、卷数大多与类序及小序不符,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只少不多,这就说明在长期的传抄和刊刻过程中,该《志》原著录书名有少量的脱漏,"丙部子录"也不例外。《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也是依照《古今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