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优势、不足及对策研究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淮安是大运河的起源城市之一和大运河沿线的枢纽城市,在文化带建设中具有底蕴、遗产和先手三大优势。淮安的这些优势和建设经验有利于今后进一步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同时,淮安在建设中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保护和开发力度不够和知名度小等不足。淮安在今后的建设中应该化优势为动力,正视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加强对运河文化的研究、保护开发以及营销推广,全面提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档次和口碑,打造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样板段和示范段。

淮安“运河之都”历史地位的确立

淮安,位于大运河中部,是横跨宋元明清时期的黄、淮、运河交汇处。明清时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朝廷相关的政治举措、治水方略,使得淮安成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淮北盐集散中心、黄准运河道治理中心以及全国著名的准安椎关所在地,从而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运河之都”淮安与济宁比较研究

淮安和济宁都曾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两市在21世纪初相继打造完成"运河之都"的城市名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市作为"运河之都"的依据有几个相同点:处于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最高治河机构的常驻地、随大运河的畅通达到鼎盛、拥有大运河上关键性水利枢纽。从与大运河相联系的时间、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城市规模以及境内水利枢纽的重要性几个方面比较的话,淮安优于济宁。

淮安运河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淮安运河研究经历20世纪80~90年代、2000~2008年、2009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研究特征。目前来看,淮安运河研究已经进入发展的"瓶颈",亟需从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入手,寻求更加全面深入的发展。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村落遗产研究

人类文明最早的聚集地即是村落,村落遗产是村落典型的物质遗存,结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项目评语和Google Earth的判读,确定了18项世界村落遗产。分析表明世界村落遗产在登录标准、时空分布、功能和现状、微观地理特征等均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但世界村落遗产形成和发展的区域独立性,使其遗产话语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部分契合了"全球战略"的均衡性、可信性、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理念。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应加强村落遗产区域研究,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可以构架本国的遗产话语,更重要的是平衡世界遗产的欧洲话语权,进一步实现世界遗产的"全球战略"。

略论“三言二拍”所蕴涵的运河文化

"三言二拍"中的很多故事发生在运河区域,与运河文化密不可分,大运河基本功能就是交通运输,运河交通的兴盛,打破了地域商业的闭塞状态,带来了物资大流通,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商业的发展又刺激和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同时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和集镇的繁荣。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及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运河地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

安清帮与淮安

安清帮是近代兴起的一个民间帮会,由水手罗教和水手行帮逐渐转化而来,和运河漕运的联系十分紧密。淮安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生态而成为安清帮的发源地。安清帮在淮安的势力较强,后多数成员向上海和长江沿岸集中,逐渐在安清帮的基础上发展为青帮。安清帮可谓青帮的本源。留在淮安的安清帮依然发展,并在抗日战争中有不同的表现。

古代漂母形象及其纪念空间的发展变迁研究

漂母形象源于《史记》中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乐善好施、英才难遇知己、怀古伤今的意象。同时,漂母祭祀空间不断变迁与丰富,最初主要有漂母冢,后又增加漂母祠,漂母古迹随着淮安城址变换,不断迁移建设,到清代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一方胜景,民众与漂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接近。漂母形象与纪念空间的发展,不断重塑着淮安城市空间文化,成为淮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漕军的私货贸易活动及其影响

私货贸易活动是明政府采取的一种曲折的优恤漕军的方式,是寄生于官方漕运中的私人经济活动。在实际运行中,私货贸易活动突破了官方垄断的局限性,具有普遍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漕运,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运河沿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作为明后期漕军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也很有意义。

清江浦河闸坝与高程考

清江浦运河水闸的兴废、迁徙、升降,与河床淤垫、疏导及其河底高程的变化、运河水源的变化密切相关。闸坝的变迁也因此非常繁复,不仅今人难以厘清头绪,即使清代学人也搞不清楚,甚至明代典籍也令人歧义频生。因此,需要对清江浦五闸,束水坝、减水坝及其高程进行相关考证。

淮北盐河考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游水是淮水的一条支流,沭水、游水、涟水,一脉相承,异名同体,是其不同河段在不同时期的名称。新漕渠、通涟河、支家河以及下中河、张河,均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盐河有密切关系。淮北盐河河口与闸坝的变迁,一是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二是受到批验盐引所设立位置的限制。

传统考据方法之典范运用与当代发展——评程中原先生《党史国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

程中原先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30多年，洞关悉节，综核贯通，成就卓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他不仅主编了迄今最具权威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著有《张闻天传》《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的成功之路》《国史研究论》《中国道路的奠基和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每一书出，研读者争阅，或生岱顶俯瞰之畅，或有拨云破雾之功，或具振聋发聩之效，或呈顽石点头之妙。

明代“寓兵于漕”的实践及其失败原因

明政府役使十余万卫所正规军队参与漕运,不但有减少民运的考量,还有'寓兵于漕'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寓兵于漕'是指漕军平时运粮,加以一定的军事训练,有军事任务时可随时转换为一支有规模和战斗力的军事力量。明王朝的'寓兵于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很快即趋于失败。其失败原因主要有广大漕军漕运任务繁重、普遍生计窘迫、队伍构成发生变化及兵器缺乏等。明代'寓兵于漕'的失败不仅与明中后期卫所军事力量整体衰败有关,还与漕运体制及漕军制的弊端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