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经济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

文化、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淮海经济区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3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研究2015—2021年淮海经济区市域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各年度淮海经济区市域间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值差别较小,文化和旅游综合评价值差别较大,评价值均值表现为生态>文化>旅游.旅游业发展普遍滞后,个别城市同时存在文化发展滞后现象.淮海经济区3系统耦合协调度各年均值多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市域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济宁、临沂和徐州3市耦合协调度较高.淮海经济区3系统的耦合协调受5种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关联度均值表现为:产业结构>政府行政力>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对外开放水平.加紧补齐各城市发展短板、稳固发展底板是提升区域协调水平的关键.

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在阐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以2007—2021年淮海经济区10个设区市的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马尔可夫链等研究方法,对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并且两者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空间上由南向北总体上呈“低-高-低-高”型分布.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状态具有相对稳定性,并遵循渐进发展的一般规律,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级跃迁式发展.推动淮海经济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可从加快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人才培养机制、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方案方面入手.

协同推动淮海经济区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这也为淮海经济区加快科技创新、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科技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是衡量科技投入水平和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反映了科技产出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都市圈与经济区整合及协调发展研究——以边缘性的徐州都市圈与淮海经济区为例

本文从都市圈与经济区相互作用原理出发,在分析徐州都市圈、淮海经济区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徐州都市圈与淮海经济区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认为无论是徐州都市圈还是淮海经济区,其进一步建设均应当以特大城市———徐州为中心,实施整合及协调发展,以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促进两者的联动与共进。最后,文章还就加强这一区域与长三角、特别是江苏沿江等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提出了一些设想。

我国东部地带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和谐发展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总体上发达的我国东部地带内部也还存在着大面积的欠发达区域,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的区域问题。以东部欠发达区域——淮海经济区为典型案例,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将淮海经济区的主要指标与长三角、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关对应指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找出经济差距,并得出其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结论;从多个视角客观剖析了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共性原因和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形成的共同机理,主要有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思维观念以及行政区划、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对加快东部欠发达地区崛起,促进我国东部地带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诸多针对性建议。

淮海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淮海经济区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由20个地级市组成，可分为四大经济板块，即苏北板块的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鲁南板块的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莱芜、菏泽；皖北板块的淮北、宿州、阜阳、蚌埠、亳州；豫东板块的开封、商丘、周口。从南北方向看，淮海经济区处于长三角和环渤海两大发达经济区之间；从东西方向看，淮海经济区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淮海经济区县域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统筹协调好人口与经济关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4期的人口与经济数据,分析淮海经济区县域单元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空间格局演变,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县域常住人口数量增长的经济因素.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性趋向增强;区域内部人口和经济集聚的极化中心,对二者的协调发展不具有负面影响;只有缩小与周边发达城市的差距,经济发展才能有效遏制当地户籍人口的外迁;经济发展与居民储蓄提升的交互作用,会正向调节它们的抑制作用;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县域常住人口增长的有效措施,对于乡县而言,工业发展的效果则更加显著.最后,给出产业发展吸纳人口和发展知识密集性产业留住人才的建议.

淮海经济区产业结构变动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2003—2021年淮海经济区10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SBM-Malmquist指数度量绿色经济增长,使用计量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绿色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绿色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有效传导路径,但同时也削弱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应持续优化淮海经济区产业结构,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强化绿色创新的正面效应,充分发挥绿色创新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产业联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潜力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为典型的欠发达省际边界区,研究其产业合作潜力,对推动跨省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运用三次产业相似系数、区位熵灰色关联和产业合作潜力模型,得出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板块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各城市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各城市不同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和徐州与其他19个城市产业合作潜力系数等结果。通过以上结果对该区域的产业结构相似性、产业分工、产业合作潜力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三次产业结构趋同、行业分工逐渐深化、产业合作开始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合作潜力最大等问题和特征。

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苏鲁豫皖交界地带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省际边缘区经济欠发达问题却愈显突出。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虽然在总体上位于东部沿海地带,但目前仍属于"经济低谷",需要加快发展。该文以行政边缘区经济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带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加快这一交界地带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措施。

淮海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研究

以淮海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分析了淮海经济区358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空间分布呈现东多西少的区域总体特征、两纵三横的轴线特征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从具体景区分布看,沿海沿河地区、铁路沿线地区以及连云港、徐州、枣庄、济宁和泰安等主要城市A级旅游景区分布密度较高.根据景区空间分布特征,从旅游资源、交通、经济和区位等因素对成因及空间结构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因素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需要揭示,但其形成原因更需研究。本文以江苏省所有县(市)为研究对象,以人均GDP为显示性指标,从业人员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29个指标为解释性指标建立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标体系,运用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近3年的数据予以分析,发现: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地域分异明显,且其内在原因是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域分布失衡;作用于经济发展内部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甚至其间相对重要性会出现交替;经济发展差异的地域分布很明显,但地域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

淮海经济区合作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淮海经济区自成立以来,区域合作与发展经历了横向联合、纵深拓展、形象塑造和核心聚合4个主要阶段,合作发展领域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合作发展主体从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到企业与市场,合作发展效应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区域合作发展研究上,呈现由定性描述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由一般分散讨论转向专题集成研究、由差异比较转向整合协调研究、由宏观探讨转向宏观与微观结合研究、由案例分析转向理论与实证结合研究的变化趋势.站在新的起点上,淮海经济区合作发展必须主动顺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趋势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新布局,积极探索和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开放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新道路.

货币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信贷渠道有效性的研究

通过建立的最优信贷供给与最优信贷需求理论模型发现,银行信贷渠道的重要性是该地区的银行和公司的大小规模的减函数。实证表明,由于银行和公司规模在我国不同地区确实存在巨大差别,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效率差异表现为在大银行和大公司聚集地区,银行信贷对人均生产总值不具有预测力,而在小银行和小公司聚集区,银行信贷对人均生产总值具有明显预测力。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对我国区域经济产生的不对称影响,实际上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信贷渠道的效率越低。

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服务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服务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增长过程并不稳定,服务业贡献率和就业比重偏低,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通过测度发现:江苏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出现极化趋势,三大地区间的差异最为显著,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呈现梯度差异。

打造淮海城市群 优化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淮海城市群是在淮海经济区基础上提出的.1986年成立的淮海经济区,包括苏鲁豫皖4省接壤地带的20个地级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2010年,徐州市牵头组织和推进淮海经济区核心区一体化,由相互联系紧密的淮北、宿州、商丘、济宁、枣庄、徐州、连云港和宿迁8市组成.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

淮海经济区空间组织优化研究

提出以“增长三角(徐州、济宁、临沂)+双港(连云港、日照)”为空间构架的网络型的淮海经济区发展模式和包括“极点的优化、通道的优化、区域市场一体化机制的建立、区域协调管理组织的建立”的淮海经济区的空间组织优化对策。

徐连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徐连一体化发展的提法由来已久.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重新认识徐连一体化的内涵、空间范围、动力机制和发展定位,实现4个转变:内涵上,从经济问题转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问题;空间界定上,从徐连空间尺度转为全国、徐连、市县的全方位空间尺度;作用机制上,从强调政府"看得见手"转为"两只手"同时运用;组织关系上,从竞争大于合作转为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阻碍徐连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约束表现在政绩考核制度、利益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3个方面.借鉴我国各地一体化过程中的实践探索,徐连一体化发展应建立多层次的行政协调体系、健全的管理体制以及完善的制度约束机制,力求协调手段的多样性、多层次性.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实验研究综述

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探索新模式的标志。在概述改革实验的内涵、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实验的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包括基本条件、空间效应、类型和模式等,深入分析对区域协调性差的典型区域——江苏省的改革实验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实验研究存在内涵认识不统一,困难研究不足;实证研究较多,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待进一步改进等。基于此提出今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实验研究的重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视域下的苏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视角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苏北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强化"三个保障"、推进"四项建设"、实施"五个统筹"、把握"三个重点"、扩大"试点"规模、加快"四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