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参与海外利益保护

当前中国海外利益规模越来越大,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与日俱增,海外利益保护的难度和强度陡然增加,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来实现海外利益的有效保护已然捉襟见肘,更多力量共同保护海外利益已是大势所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一于政府的整体范畴之内,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央地关系在海外利益保护中表现为协调一致性,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以有效填补海外利益保护的真空区域。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政府中的特殊存在,在央地关系中既符合协调一致性,又有其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既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在深刻认识自身参与海外利益保护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扬长避短,从理念、能力、机构、机制等多个方面加以完善和优化,事半功倍地参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新兴经济体技术国际化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研究——国际专利数据分析

伴随着经济资源日趋国际化,技术资源国际化属性也日益明显,国家竞争力优势来源在经济资源与技术资源间转换,对技术国际化现象的关注重要而紧迫。以2008—2018年欧洲专利局优先权专利为研究样本,讨论我国技术国际化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的影响,对国际专利数据进行去噪与填充,结合国际专利缺失值“填补”算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伴随着专利数据去噪与填补过程的逐渐推进,技术国际化始终对发达经济体国家技术外溢具有积极影响,当采用的专利数据“纯度”更高时,技术国际化对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的影响更接近真实水平;此外,技术特征是观测技术外溢的重要环境条件,其中专利独特性水平、技术周期、显性技术优势等因素对技术外溢具有积极影响。

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的同时,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有针对性地策划成立了“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试图依托自身的生物霸权与技术优势对冲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拓展。伴随着“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持续扩张,各类生物组织与病毒实验室林立于我国西部周边,不仅加剧了边疆地区面临的生化安全风险,同时也会在政治渗透中日益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互信基础。然而,目前国内的生物安全研究过于内向聚焦,缺乏“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安全意识,即使是我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没有认识到沿线国家对生物安全治理需求的迫切性。对此,本文着眼于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组织建设进程,研析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渗透与扩张能力,由此透析我国西部边疆以及“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与政治冲击,从而弥补目前国内的研究空白。

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权力分析

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包含多个构成要素,其中物质是权力生成的基础、观念是权力显示的标志、关系是权力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权力发挥的框架、制度是权力提升的路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合作组织具有群体性、多样性和战略性价值,但它们始终面临特征多样化、利益不对称、权力不平等和参与度不均等现实问题,权力依然较为薄弱,集中在少数大国。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物质性与观念性权力较为有限,而国家间的多重异质性和体系的边缘地位则影响了关系性和结构性权力的获得,但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可以凭借身份、地缘和群体优势通过制度获得一定权力。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是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的传统强国,它们根据各自权力的构成形态、生成优势和利益侧重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以提升自身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权力。随着近年来实力的增长,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活跃度、主动性和话语权日益突出,正成为影响伊斯兰合作组织议程设置和组织发展的关键变量。

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对南亚国家的援助:进展、影响与对策

美国通过千禧年挑战公司向南亚小国提供经济援助,以更加隐蔽的手段影响他国内政与外交政策,拉拢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加入美国阵营,企图阻碍“一带一路”建设,遏制中国发展。美国与南亚小国签订的千禧年挑战协议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在南亚并不受欢迎,遭到尼泊尔、斯里兰卡两国的质疑与抵制。南亚小国对千禧年挑战公司的援助较为谨慎,不愿被牵涉到中美两国的博弈之中。以尼泊尔为例,尼美千禧年挑战协议将扰乱尼泊尔政局,打破尼泊尔“等距离”外交惯例,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发展以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宜主动采取对策,做到“四个全面”,保障中国在南亚的利益,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发展困境与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力孱弱的非洲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当前,非洲国家旅游业、航空运输业和石油业遭遇明显冲击,外贸创汇、外资流入下降,财政赤字加剧、债务风险上升,非洲自贸区谈判受阻,非洲经济复苏和一体化进程延缓。疫情加剧粮食危机和疾病流行,导致贫困和失业人口激增、政治和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非洲包容性增长战略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疫情使非洲国家深刻反思既有发展模式,为重塑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新契机,或将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后疫情时代提质增效。但是,受困于单一经济结构、债务缠身、科学技术匮乏,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非洲国家短期内无法建立内生性、包容性、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未来仍要延续自主发展与国际协同并重的发展方略。

缅甸中立外交政策传统的形成与原因

中立主义是缅甸的传统外交政策,1948—1954年是缅甸该项政策的确立和形成期。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对中立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英美对缅政策出现偏差,缅甸国内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缅甸与东西方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发展动力与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缅甸较快调适了它在二者之间的钟摆,开始实行更加平衡的中立外交,并长期坚持了这一政策。缅甸人在确立中立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安全感、地缘心态、对大国的防范、对自身的定位与认识,是构成其中立外交传统的基本要素,已内化为缅甸的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外界观察其外交政策趋势的基本维度。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钢铁去产能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基于我国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和标准煤碳排放系数,根据政策参数设置不同的去产能情景,采用单一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不同情景下的直接和完全节能减排效应,以期为后续相关部门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实证支持。研究表明:(1)在去产能2 500万t的情景下,可直接节约能源1 900万t标准煤,完全节约3 200万t标准煤消耗;在该情景下,可直接减少4 000万t的二氧化碳排放,完全减排6 837万t。(2)在去产能3 750万t的情景下,直接节能2 856万t左右标准煤,完全节能量达4 815万t;在该情景下,可直接减少约6 084万t二氧化碳排放,完全减排量达1.03亿t。(3)在去产能1亿t的情景下,直接节能量达7 600万t标准煤,占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1.94%,完全节能量1.28亿t标准煤,占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3.28%;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2亿t,完全减排量高达2.73亿t。(4)在去除产能1.5亿t的目标下,直接节能量为1.14亿t标准煤,完全节能量为1.93亿t标准煤,占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4.93%;该情景下,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3亿t,完全减排量达4.10亿t。钢铁产业去产能政策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完全节能减排效应远大于直接节能减排效应,去除过剩产能可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实质性贡献。但是,钢铁产业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产业,牵扯到上下游的大量就业,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就业因素,有序去除过剩产能。本文的研究不足是未考虑去产能过程中能效提高带来的缩减效果和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减排效应,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

伊斯兰世界联盟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论析

基于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联系,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资助国(本国)的关系十分紧密。伊斯兰世界联盟(伊盟)在资金、人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被沙特全面掌控,在战略、形象、行动等层面全方位为沙特政权服务,是沙特的利益维护者、形象塑造者、舆论引导者、行动参与者和职能承担者。伊盟与沙特的紧密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正负面双重影响。一方面,沙特的全方位支持使伊盟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实力,但这种全面掌控导致伊盟的非政府属性和独立性弱化,使其难以形成相对中立与公正的立场,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偏向,影响组织公信力,还造成伊盟的相对封闭性和保守性,导致其改革困难。另一方面,凭借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优势,伊盟在为沙特开拓外交空间、减轻道义压力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但强烈的宗教属性、沙特偏向性及涉恐传闻给沙特国家形象带来困扰。未来,伊盟的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与沙特的关系,即在依托沙特资源的同时,增强自身主体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处理好沙特政权与教权、宗教保守性与世俗现代化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阿富汗重建对新疆民族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稳定的基石,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贯穿新疆安全与发展的主线。新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就是增强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当前美国为首的联军完全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阿富汗重建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难民问题、毒品问题、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中国新疆与阿富汗接壤,阿富汗重建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产生诸多影响。成功的阿富汗重建会消解其毒恐外溢的效应和强化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核心区地位。通过打击“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以维护好新疆社会的稳定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新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疆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持续向好,就会带动整个新疆民族地区的认同感增强,反过来又消除了“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安全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新疆的安全与发展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实现路径,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所在。

海外并购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带有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然而,受制于自身较弱的吸收能力以及国内不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企业这种大规模的、充满风险的海外并购是否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这其中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文章从动态能力的视角,以中国2011~2019年147笔海外并购交易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与因果步骤法,构建了海外并购与创新质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海外并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吸收能力在海外并购与创新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整合程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的研究为海外并购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并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利于增进对新兴市场企业海外并购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理解。

资源“集聚”与“辐射”视角下国际创新中心的成长机制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对于国际创新中心成长机制这一话题,本文以粤港澳大湾为例,从资源“集聚”与“辐射”视角进行探索。基于2008—2020年全球专利数据库中的引文数据,提出“多代际技术溢出”测算方法,用以区分国际湾区知识溢出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将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的技术资源引入湾内并带动“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发挥了资源“集聚”与“辐射”功能。在资源“集聚”过程中,从后向引文第1—3代,粤港澳大湾区从纽约、旧金山湾区“集聚”的资源呈线性减少,从东京湾区“集聚”的资源呈现倒“U”型。在资源“辐射”过程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显示,吸收能力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资源“辐射”功能的中介变量,且技术相似性对中介作用有正向调节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功能的产生得益于国际湾区的间接而非直接知识溢出,其“周边”地区对前沿技术的追赶存在最优距离。本文将国际湾区的知识溢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内容,拓展了新兴经济体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理论的分析视角,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伊斯兰世界联盟参与全球治理研究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是伊斯兰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基于宗教的情感资源和沙特的物质资源,伊斯兰世界联盟(伊盟)通过会议、出访、游说、倡议和援助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宗教文化、反恐和去极端化、宗教事务管理、穆斯林少数族裔、跨宗教对话等领域,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特殊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及稳定,塑造伊斯兰教良好形象和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伊盟保守的意识形态、强烈的教派属性都影响其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对穆斯林少数族裔议题的介入也易造成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同时,信息公开与对外合作程度不足都影响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成效,特别是诸多涉恐传闻影响组织形象及后续发展。伊盟的参与有助于伊斯兰因素融入全球治理之中,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依然只是参与者,更多表现为沙特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组织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不足,发挥作用较为有限。未来,伊盟需在挖掘治理资源和提升治理能力上多做努力,可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

中非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对接:现状与前景

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方,中非合作论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实践平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同非洲各个层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对接,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再升级。展望未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将在习近平主席“真、实、亲、诚”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下,逐渐落实以构建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方向的“八大行动”,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历史新高。其间,需要中非携手解决中非合作中存在的难以持续、失衡和不对称的三大问题,补齐各种投资“短板”、创新合作模式、平衡产业布局和各种利益关系、力求共同发展。

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分析了能源价格波动对各行业价格水平和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的影响。论文研究结论表明:(1)能源价格波动10%对第二产业价格的影响最大,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小;(2)从各类价格指数受到的影响效应来看,当能源价格波动10%时,批发物价指数(WPI指数)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是工业品价格指数(PPI指数)、GDP平减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数);(3)就对各类价格指数产生的冲击效应来看,同等价格波动幅度下,电力价格波动产生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依次是成品油、原油和煤炭;(4)原油价格波动对CPI指数的影响力呈倒U形的趋势。论文分析还表明,2010年之后,各类能源价格波动对各类价格指数的影响总体上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产业链视角下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变动对钴价格的影响

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产品的贸易网络结构变动可能会对各环节产品价格波动造成影响。本文以钴为例,选取2007—2020年上游钴矿、中游钴酸锂、下游锂电池的贸易数据,构建了钴产业链的贸易依赖网络,并分析了相应网络的结构特征;结合LASSO-P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变动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钴产业链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呈现出上游钴矿贸易受资源禀赋国主导,中游钴酸锂贸易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形成网络集团,下游锂电池贸易以荷兰、德国、美国、中国等国家为主要伙伴国的特征。(2)上游钴矿价格主要受到上游和下游贸易依赖强度的影响,中游钴酸锂价格主要受到中游和下游中介控制优势的影响,下游锂电池受到上游和中游贸易伙伴数量以及下游贸易集团化程度影响。(3)产业链下游锂电池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较大,最大波动幅度超过20%;上游钴矿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次之,均在10%之内;中游钴酸锂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最小,均不超过5%。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变动对价格的冲击影响在第3年之后逐渐消退。本文为探究资源价格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战略性矿产资源价格监测工作提供了相关建议。

宗教原典语境下的巴以冲突解读

宗教原典因其特有的普遍理念框架成为信众身份认同与具体行动的指南。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宗教原典语境中,耶路撒冷在宗教、历史、现实等方面存在"圣城共享"现象,并派生出三种不同的宗教圣地观。巴以双方因宗教"圣城共享"现象和"圣地领土化"引发现实利益冲突,并在互动中形成双方"敌人"身份的建构。而且宗教深刻影响各方政策与双边关系,就进一步造成巴以和解陷入困境。因此,当前除了要积极破解各方的现实利益冲突外,还应在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深层次方面有所行动。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规制权规则探析

引入规制权规则是当前国际投资条约(IIAs)平衡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之改革的核心之一。传统IIAs忽视规制权,相关规则或阙如或简陋,引发了大量争议。新一代IIAs引入了多样化的规制权规则,但其法律性质仍不清晰,也尚未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根据法律性质,规制权规则可分为三类:积极规则澄清、范围条款和违法阻却事由。新一代IIAs只有将可兼容的规制权规则结成有机体系且与传统条约实体义务规则相协调,才能实现平衡之改革目标。这种方案亦符合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