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理论视角下的党内法规清理研究

党内法规清理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标准化是党内法规清理的现实选择。推进党内法规清理工作的标准化,有利于党内法规清理规则的确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推进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从标准化理论视角来看,党内法规清理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由谁清理”“清理什么”和“如何清理”,主要包括原则、主体、范围、方式、程序、方法等内容的标准化。实现党内法规清理的标准化,需要在运动式清理的基础上从设立党内法规清理的常设机构、创新党内法规清理的运行模式、完善党内法规清理的保障措施等层面,建立完善党内法规清理的长效机制。

基于精准性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问责评估是对问责工作的一次“体检”,也是提高问责工作精准性的重要抓手。围绕问责工作开展的“投入-过程-结果”维度,将过程性评估和要素性评估相结合,从问责信息、问责制度、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结果等层面,构建一套以精准性为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进行赋值,增强问责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从“自治”到“治理”——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转向及逻辑演变

社区一般是指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即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活动及其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制度视角、组织视角、权利视角、参与视角、秩序视角等对社区问题和治理状况进行了学理分析,研究趋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从"自治制度"到"治理制度",从"自治组织"到"多元组织",从"房产私权"到"社区公权",从"精英参与"到"大众参与",从"行政主导"到"党建引领"等。

“引导型自治”:中国基层自治的叙事逻辑——基于中美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之际,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尤其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加以阐释,进而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托克维尔关于"民情"的思想,总结提炼形成"制度历史-行为规范-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与美国的基层自治发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集权主义与地方主义、自治匮乏与自治至上、自治行政化与自治多元化的差异形塑了中美不同的基层自治体制。因此,来自西方理论的"基层自治"舶来品,需要针对中国的情境加以改造。通过结合"中""西""马"三源流建构"引导型自治"的新时代中国基层自治叙事逻辑,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自治分析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与制度逻辑——基于新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党内政治生活先后出台过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作为仅次于党章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专门性党内法规,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于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在诞生背景层面上,二者呈现出解放思想与从严治党的继承关系,而在文本内容层面上,则呈现出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发展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演变呈现出以制度建党推进思想建党、以依规治党推进依法治国的特点。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呈现出双重逻辑:一是为应对"四大考验"与防范"四大危险"而产生的基于回应现实的问题逻辑;二是为推进"伟大工程"与坚持"党的领导"而产生的基于长期执政的改革逻辑。

党规中的法理

党规中的法理,本质上是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真理、原理和公理。具体而言,二者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党章和宪法的关系中,宪法统领国法和党规,即党章在宪法构建的规则秩序之中,党规制度建设应表达宪法价值,遵循宪法原则;其次,在党规与国家一般法律的关系中,二者应实现功能协调,即在决断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基础上,党规和国法分别对两种权力加以规范,以达到功能上的协调状态;再次,党规自身体系建设应注重把握党规结构的合理性、立规程序的规范性、立规技术的恰当性以及党规效力范围的特定性,以确保体系的融贯性,保障政党的自治。

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治分析

法治的精义是规则至上,而规则供给的多元化则逻辑性地要求以宪法为最高法,整个法制体系统一于宪法,并设置合宪性审查专责机关维护宪法权威。设立宪法实施的专责监督机构是中国法治建设得以迈进的关口,修改宪法、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部分地回应了宪法审查发展的理性化和专门化要求,具有丰富的法治内涵。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专责性的宪法机关,合宪性审查因此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迈向宪法化和理性化;将合宪性审查的工作权限排他性地授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权的集中化和专门化;抛弃过去多个机关分理的机制,由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包括法律人士)组成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责性地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强化了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功能最适性。为了进一步地推进合宪性审查,有必要建立"司法辩论—宪法审查"协同机制。

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三重逻辑——基于行政决策要素的案例分析

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是行政决策的延续。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提出行政决策要素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性、民主正当性和程序合理性。从实现路径看,这三大要素分别对应于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其中,依法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民主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民意基础,科学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技术理性。通过剖析2018年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事件,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事件过程进行深入描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具有形式合法性、民主正当性和程序合理性三重逻辑。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充分考虑重大决策是否符合三重逻辑的要求,并以此作为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现状、理念与路径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制度文本梳理来看,当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在内容设计、程序设定和实践操作方面均存在局限,反映出关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标导向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事后惩戒。实际上,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的除了惩戒之外更在于其预防作用,而这正是一般预防理念的体现。因此,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应该以理念转变为逻辑起点,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全面地认识决策不同环节的责任内容,并以价值、程序和绩效为导向探讨相应的责任追究路径。

国家治理逻辑中地方政府的“创新-法治”张力及其后果——“系统性腐败”的一种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性腐败已经成为反腐斗争重点攻坚的领域。从国家治理逻辑的视角加以观察,由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模式所形塑的经济逻辑、基于廉政导向下的纵向控制而凸显的政治逻辑以及法治难题下策略行为所引致的法制逻辑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法治之间在现实中的张力。对"创新-法治"张力的认识有改革先行论、技术修正论和法律引领论三种视角,但三种视角均根植于中国快速变革的大环境。进一步地,"创新-法治"张力在两个维度上以对峙的形式展开:在积极的层面上带来了"高经济增长"的现象,而在消极的层面导致了"高廉政风险"的困境。以权力结构和权力过程入手,推进纵向府际关系的法治化,增强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参与作用,有助于破除"双高"并存的发展格局。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新时代党建布局创新与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化

以“党政体制”为结构基础和以“治党-党治”为轴心过程而形成的“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政治形态是理解当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基础与理论起点。由此出发,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建布局的创新逻辑可见,其突显出来的以执政“适应”为基础、迈向领导“自觉”,以“先锋队政党”的主体建设为基础、坚持并强化“领导党”的全局统驭是中共作为使命型领导党之主体理性的外化实践。以此为主轴才能全面认识到,中央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体系化要求蕴含着由“治党”向“党治”跃升的战略内涵,并受到既定战略规划之推进情况的直接影响。就现实进展而言,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筑牢基础、完整齐备、质量效能、先行先试等四大方面实现了累进式发展。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法委制度:沿革、论争与走向

政法委员会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部门,对于保障国家治理的安全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政法委制度经历了探索发展、改革调整、快速膨胀以及转型完善等发展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考察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采取基于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主义框架分析当代中国政法委时,往往易得出党政不分、影响司法独立、公信危机、人治主义等结论,从而将政法委制度视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阻力因素;而从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层面探讨中国特有的政法文化,将政法委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视为一套政治制度在其建立、运行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则能够凸显政法委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为了更客观理解政法委制度未来的走向,需要开展更多实证方面的研究,关注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

游走在时间性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研究偏误——兼与赵鼎新教授商榷

时间性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权力结构问题,时间方向问题的背后是权力竞争及其结构化关系形态问题,有关时间性问题的探讨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赵鼎新教授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进路重构了关于中国历史时间与权力结构变迁关系的解释,提出以“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重塑中国的历史变迁叙事。尽管《儒法国家》强调要避免时空错置,但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仍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1)在若干现代概念代入的背后,存在着主客观时间维度的错位运用之嫌,并制造出时间的迷惑性;(2)“帝制儒学”概念中存在与时间单向延展、时间维度运用相关的矛盾;(3)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影响时间方向的维度,而《儒法国家》对该结构本身的探讨有限,以致忽略甚或错解了经济权力涌动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影响问题。

列宁晚年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对纪检监察体制优化的启示

列宁晚年所著的系列反思文章作为其政治遗嘱,为完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列宁晚年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借鉴列宁的相关思想,当前党内纪检监察体制的优化路径主要有:科学认识和辩证处理巩固党的领导核心权威与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纪委的相对独立作用;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开展廉政风险管理,建立权力制约监督的长效机制。

深圳纪检监察改革创新的发展逻辑及其示范效应

纪检监察改革创新是廉政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以深圳纪检监察改革为研究对象,对建立恢复、巩固发展、深入探索和先行示范等四个阶段进行历史梳理,并从政策试点和央地互动两个维度探讨深圳纪检监察改革创新的演进逻辑及其示范效应。从政策试点维度看,深圳纪检监察改革经历从测试型到探索型再到示范型的创新发展过程;从央地互动维度看,深圳纪检监察改革经历从跟随型到选择型再到确认型的创新发展过程。在"双区驱动"战略背景下,未来深圳纪检监察改革创新要发挥"先行示范"作用,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制度优势和腐败治理效能。

容错纠错机制为何难以操作?——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容错纠错机制是宽容干部失误错误、鼓励干部改革创新的重要保障。以2016-2018年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78份容错纠错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从时间和层级两个维度对容错纠错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容错纠错机制的演进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先行特征,虽然注重容错纠错的程序设计并体现容错纠错的权益保障,但是忽略了容错纠错的错误识别。容错纠错机制的完善,应该以错误识别环节为突破口,同时明确容错与纠错的区分标准,以增强容错纠错制度的现实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容错纠错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还需要考虑其背后可能支撑的原理或价值,从法律秩序与法治价值的层面予以审视。

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以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例

超大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不同于常规组织的策略选择。基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等典型的成功范例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且形成了丰富的组织经验根植于其记忆深处,并通过组织内部学习的方式形成路径依赖,为其不断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量。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表明,超大型组织可能更加倾向于通过严密而非松散的组织结构,内部而非外部的组织学习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进而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