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

中印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加强研究中印关系应注意三大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用西方的语言;克服“短平快”作风,深入研究印度深层精神文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提速关注前沿热点问题。

印度大诗的叙事特征

古代印度大诗的显著叙事特征是叙事篇幅巨大,动辄上千颂;叙事结构复杂,环中生环。本文以印度古代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这两大叙事特征。印度大诗冗长繁缛的文学形式与印度古代社会的宗教气氛和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密切相关。作为时间艺术的大诗,其庞大的体量和可以无限扩展的叙事结构,暗合了印度根深蒂固的大时间思维方式。这种连串嵌入式的结构和长篇累牍的叙事方式是印度古代文学在特殊文化语境中的必然选择。

印度画论《梵天尺度论》的美学思想

《梵天尺度论》是古代印度重要的绘画理论,其中阐述的人体造像美学原则成为印度造像艺术的金科玉律。《梵天尺度论》认为绘画起源于天启神授,人体绘画美学强调尺度和比例关系,绘画物象的造型采取感物取真的方式,超越简单的自然模仿,这些美学思想源于印度文化,千百年深刻影响印度造像艺术。

《医学四续》双语题名浅析——以木刻版分部梵语题名为中心

《甘露心要八支秘密窍诀续》是一部由藏族学者编著的医学全书,由《根本续》《论说续》《秘诀续》和《后续》四部组成,常简称为《四续》。根据当时的学术习惯,除藏文书名外,该书还题有梵文书名。苯教传本《四部医典》则采用了象雄语、藏语双语题名。传世的部分版本上还有分部的梵文、象雄语题名,不同版本给出的梵题略有差异。在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中还有汉字分部和页码。该书多语题名及其差异反映了西藏本地文化多元性,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交融,为藏医学文献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佛陀:从神格人到人格神——基于犍陀罗佛传雕刻的图像学研究

印度神话和历史畛域不分,人神难辨。已出土的逾千幅犍陀罗佛传雕刻,勾勒出佛陀一生的行迹,塑造出佛陀基本的视觉形象。佛陀既是神格化的人,具有人的历史属性和人生经验,寄托着印度人普遍的神话情感;又是人格化的神,具有宗教主神的基本特性和内涵,以各种相好和各种故事形象地展现出佛教的基本内容。在犍陀罗佛传雕刻的世界里,作为人格化神的佛陀和作为神格化人的佛陀两者并非截然分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酬唱。

论印度历史小说的奠基人般吉姆

在印度近代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孟加拉文学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孟加拉语文学就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印度近代文学之林。般吉姆是印度孟加拉语中长篇小说的开创者,他著有十四部中长篇小说,其中有七部为历史小说。作为最受欢迎的孟加拉语小说家,般吉姆是青年泰戈尔学习的榜样。般吉姆的历史小说不仅对规范和发展孟加拉文学语言发挥了奠基作用,而且对孟加拉语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深圳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概念。它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圳是中国最年轻、最具创新精神、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从古代到现在,深圳和“一带一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深圳和沿线国家互为“近水楼台”,在合作互利中,有着巨大的共赢空间。

一次世界印度学家的盛大结集

2015年11月21—23日，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新德里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30多位著名印度学家，以及印度各地各高校的著名学者200多人出席。

印度圣哲奥多宾多《最后的诗》典型意象探究

文章从双昧互证的知觉性认识、隐蔽观者的精神性实质以及睡梦、游戏、光等象征意象,对印度现代"圣哲"室利奥罗宾多的十四行诗集《最后的诗》中的典型意象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哲学内涵。《最后的诗》以诗的艺术张力,重释古老的哲学意象,描绘了奥罗宾多精神学说的知觉性进化之途。

印度现代新佛教圣典《佛与佛音》四个基本问题初探

《佛与佛音》是印度现代新佛教创立者安倍德卡尔的代表作,也是新佛教的圣典。文章试从这部书的写作背景、缘由、始末及引起的社会反映等方面探讨新佛教的佛教性问题,尝试回答悉达多王子的出家原因、佛陀达磨的精神实质、比丘、僧伽乃至佛教的社会性问题,并对新佛教运动的现状进行评价。

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和谐

应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邀请,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女士于2007年10月25日至29日访华。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切会见了她,就双边关系中的广泛话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讨论。她还访问了西安和上海。10月27日,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她发表了题为《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和谐》的演讲。这是对她丈夫拉吉夫·甘地先生1988年作为印度总理访华在清华大学所发表的演讲的呼应。在演讲中,她紧扣和谐主题,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文明和谐。我们认为,索尼娅主席的这次访华获得圆满成功,她的演讲充满坦诚与智慧,是中印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我们得到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的同意,刊载索尼娅主席演讲的汉译全文,以飨广大读者。

护生与不害——《护生画集》在印度

《护生画集》一书六集已在中国出齐,海外版本的情况尚未作整理。特别是第一集,海外版本颇多。在佛教源头的印度,著名的梵文学家拉固·维拉于1954年翻译出版了《护生画集》(第一集)的中英梵三语集于一体的版本,命名为《中国诗画中的不害思想》,希望辟出一座神龛,以此令"不害"之道永放光芒。不害思想是印度众多宗教的共同基本准则。丰子恺《护生画集》第一集诗画中的和谐相处、爱物如己、感悟生命等护生主题与印度不害思想如出一辙,体现了中印传统文化的共同特质:和平仁爱、戒杀护生。这对今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宗教和民俗两个维度的伦理资源。

從印度河上游到中國東海岸——二佛并坐像天竺源起考:重塑《法華經》的流傳版圖

近年來,中國境外的幾尊“二佛并坐像”陸續被發現或得以確認。本文旨在探討,“釋迦多寶并坐像”的藝術題材并非如某些學者推測的那樣,起源於中國本土,而應該追溯到天竺文化的地域。作爲《法華經》的標志性象徵,發現了二佛并坐像的地方均與法華文化的中心關聯密切。通過本文的例舉和推論,我們可以將法華信仰以及二佛并坐像的分布區域,在迄今繪製的版圖上進一步擴大:在西域,從于闐古國經由巴基斯坦的霍德爾和吉爾吉特,直至犍陀羅中心的羅利亞·唐蓋;在南亞則涵括尼泊爾王國遺存的古代梵文寫本;而在中國境内,可以從雲岡及龍門石窟向東延伸一千公里,直達黄河入海口的山東半島。

“龙象共和”是否可能——论中印关系现实困境及发展前景

尽管中印之间缺乏互信,各种矛盾摩擦时有发生,但是中印关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龙象共和有着"天人合一"、"梵我一如"的思想基础,又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经济实利,只要把握方向,努力操作,前途一定光明。当务之急,是增进互相了解,消除信任赤字。应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创造各种条件,巩固、提升中印友好的民意基础。

早期伊斯兰苏非传记书写体例探究

早期苏非文献阙如,苏非传记的史学属性与文献学意义使之成为伊斯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非传记作为广义苏非文学的类型之一,有其书写体例与记述特点。历时的塔巴卡特分层(tabaqāt)反映出各代苏非与先知的关联程度;关注各层核心苏非及其陪伴者关系的伊斯纳德传系(isnād)则从横向维度搭建了时空意义上的精神联系。两者所关注的均是苏非群体内部的交往、承继、互动与关联。随着苏非主义的发展,塔巴卡特分层有逐渐淡化的趋势,而伊斯纳德传系则以其稳定性与建构性保持着不同地域苏非圈的动态平衡,与后来的世系有着共通的建构实质与内涵。

论世界主流文明轮替

东西方文明之争自古有之。近代之前,东西方文明之争是地域性的、间接的,时缓时紧;近现代的东西方文明之争,变成了全球性的、直接的,连续不断,并愈演愈烈。冷战之后,美国在一超独霸的情况下突然发起贸易战的原因,主要是世界主流文明的轮替逼近和特朗普造成美国政治的荒腔走板。事实上,美国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幸运的是,美国遇上了中国这个仁义之邦,其衰落可能是渐进的、体面的。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中国和世界走向一个和平、幸福、文明的新时代,中国首先要讲文化自信,真正认识并充分发挥大一统、民为邦本、德主刑辅、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人定胜天等中华民族赖以立世几千年而不败的核心价值观。

伟大玄奘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

在中国、印度及全世界出现过许多伟大人物。但是,像玄奘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现其万丈光芒,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和敬仰,是极为罕见的。玄奘出生于书香门第,儒学世家。他27岁赴西天取经,45岁回到长安时,唐太宗在东都洛阳会见他,为他的译经和撰写《大唐西域记》作出了最好的安排。玄奘一生为文化事业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撰写《大唐西域记》和佛经翻译,他高质量地翻译佛经1335卷,这奠定了其"中国佛经翻译第一家"的地位。当下,重走玄奘路,发扬玄奘精神,无论对我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都富有积极意义。

季羡林美文游记与中外文化交流

季羡林是一位文化交流的倡导者、研究者与践行者,同时又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的欧洲美文游记、印度美文游记、日韩美文游记、东南亚美文游记和非洲美文游记,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美文游记和文化交流互为映证,不仅令美文游记在隽永可味之余有了史料价值,而且使中外文化交流变得美妙和醇厚起来。

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元构成——基于公元1-4世纪雕刻图像的考察

以公元1-4世纪的犍陀罗雕刻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图文互证,剖析这个时期犍陀罗民间文学的构成要素。认为犍陀罗民间文学的核心是印度民间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波斯民间文学、希腊罗马民间文学等外来民间文学要素。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样性源于犍陀罗地区的多元文化语境。犍陀罗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东西各种文明形态交替频仍,宗教信仰驳杂,各种宗教都利用自己的或他人的民间文学进行传教,于是造成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样性特征。

《摩诃婆罗多》在孟加拉语地区的传播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印度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度,孟加拉语地区文化悠久,经济相对发达,又是大文豪泰戈尔的故乡,故而研究《摩诃婆罗多》在孟加拉语地区的传播情形、传播方式、传播途径等文学接受链上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摩诃婆罗多》的孟加拉文译本的出现则是一个核心问题,对译者的考据虽然尚未有定论,但其探索是迷人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光芒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