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哲学"意识的浮现与提升,试图打破哲学二级学科的框限,在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找到对话与沟通的孔道,以共同面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文化的新处境;二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特别是对以往过分依赖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及方法的深刻反省和努力调整,使得学界之立场与态度、取径与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学问关注等等,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以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选取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述评,可以见其概貌。

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尝试性设想——从茶道建立世界性的中国哲学的“一期一会”

自中国哲学进入近现代的自我转型期以来,特别是谋求其在本土的自主地位与国际性的世界化的时候,其超语言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有人梦想着在"语言分析"中解决中国哲学的一切问题,愈加暴露出中国哲学在现代化与世界化过程中的两难抉择与尴尬处境。如何使人从语言之外了解中国哲学的言外之意,此道正需探讨。从茶道建立世界性或国际性的中国哲学的"一期一会",是一条以审美经验和亲身体证的方式进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绿色通道",它很可能成为中西方哲学或世界哲学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对话"或交往方式。

论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哲学转向

牟宗三致力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是20世纪形上学的集大成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当代形上学的典范,一方面代表了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转型,另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非实体主义与可能的"身体的形上学"姿态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它在哲学上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代新儒家哲学的高峰已经完全浮出水面;而且预示着哲学在20世纪历经"语言转向""身体转向"与"非实体主义转向"的同时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的到来,这就是形上学的工夫论的转向。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哲学的一种“元”审视

探讨哲学问题之际,哲学家发现了一个显著而又无法掩盖的事实:原来自称为"哲学"的学问,居然从来也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哲学"。为了从自身的尴尬境况中摆脱出来,哲学只得乞灵于科学。到头来,向技术化方向分化的结果,使得哲学变成狭窄的"管道"或"通孔"中的语言交谈或对话。哲学不仅未能脱离自身由来已久的尴尬处境,反而越陷越深了。人们无法不面对这一问题:哲学越是想说清楚"什么是哲学",就越是不能说清楚。这是哲学定义的二律背反,也是哲学的可定义与不可定义的问题。为了从这个二律背反的陷阱之中逃脱出来,需要从语言、思维、对象或问题、秩序等层面对哲学来一次"元"审视,并为哲学给出一个元哲学的构成性的界说。

“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专题

这是一篇论坛综述，主要依据会议论文集收编在册的约50篇论文。鉴于论坛规格高，专家队伍整齐，哲学代表力强，综述力求全面，旨在如实勾画一个时代中国哲学的切面，为读者集中显示一个有关中国哲学研究队伍、研究实力、研究现状、问题关切的整体观。这是一个哲学缩影。提炼时几无摘要可依，限于笔力，叙述的角度、问题的设置、论点的取舍、逻辑的编排难免有缺憾。

当前深圳民间的三色儒学

当前深圳民间的儒学活动中,有着多种色彩的供求交换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彩的儒学市场。大体可以分为和政府关系密切,合法的蓝色儒学;关怀教育,尽力断开政治和宗教,但为政府和学界所接纳的绿色儒学;有较强宗教色彩,但为政府所默许其存在的灰色儒学等三种形态。三者都比较活跃,其代表性团体的背后都有很强的社会需求做支撑。这表明当代城市文化的语境下,儒学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儒家的价值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接近。三者的活动都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可能代表了今后城市儒学发展的不同走向。

称理而谈：牟宗三哲学方法论探要

牟宗三的哲学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了方法论的典范,既联系并通向古今中外的哲学,又影响着现在与未来哲学的发展。其前瞻性的典范意义表现为:(1)寻找与把握不同哲学尤其是古今中西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2)充分意识和探求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运用的层面、边际与限制;(3)将多种方法进行合理的分布与统合;(4)实现方法论与诠释学的统一;(5)不失哲学的"自性"(中国主体性);(6)永远保持理性批判的开放性;(7)注重哲学方法论的学术性与时代性。这一典范体现了哲学系统的完备性与自洽性,以及哲学理性的内在力量和优美。其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及理性原则,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必须正视和处理的关键问题,而且是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借镜与资源。

熊十力“尽心”工夫:以宋明理学批判为中心

熊十力接续心学一脉,在批判宋明理学静坐工夫有拘紧倾向的基础上,围绕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主张展开尽心工夫。在心性关系上,熊十力继承心学一元论的观点,将心、性、天等宋明理学范畴同质化。在心物关系上,与王阳明心外无物主张不同,熊十力持心物不二的观点,认为心物二分是导致工夫内外相分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化解工夫内外相分的办法是做好博文之功,即维持工夫在自然与人事两端的平衡。严格来说,熊十力并未能像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者一样构建起自身严密的工夫体系,但他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反思和批判对发展儒家工夫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孔子与中国哲学中的非实体主义思想——牟宗三的孔子诠释略论

中国哲学中的非实体主义思想自肇始就是与孔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牟宗三对孔子思想的诠释揭示了中国文化对生命的注重与把握,这种注重与把握不是西方实体主义式的,而是一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非实体主义的道德、宗教与政治的注重与把握,表现为"正德、利用、厚生"以及敬畏天命的观念形态与实践活动。在新时代的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孔子哲学的非实体主义思想必然对未来的哲学,尤其是未来的中国哲学,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落寞而不落寞——牟宗三与三所著名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大学

哲学大师牟宗三一生与中国的许多大学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从北到南,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香港,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都留下了牟宗三的足迹,也留下了牟宗三的记忆。在这些大学中,牟宗三与三所著名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大学的关系非常微妙而特殊,涉及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因而在中国当代哲学史、学术史、或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中所蕴藏着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与个性的悲剧性因素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论庄子哲学中艺术精神的几个问题

(一)如果要说庄子论艺术有其目的性,则要说他是为了求真而有了艺术。在寻访真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有了发现,即发现了艺术。他只是要追求"真",追求自由,而要追求这些,首先就需要一种自由意志,这正好成了庄子艺术的精神。在庄子那里,美与真、善有其独特的意义。主体性只是体现在主动地追求天地大美,而不是天地大美由于己;境界不是由内产生,而是由外扑捉,化为自己的艺术精神。(二)雕琢与复朴表达的是两个过程,一是要塑造、修行,二是要还原。不仅艺术要还原,人格也要还原。(三)庄子的"虚室生白",本意是要借一个具体的情景、场域的描述,表达形上之道的显现,然而,如此的情景、场域,却产生了美学的效果,他对美的空间观念、虚实关系,对于艺术境界的产生做了最精妙的表达。语言的表现只是为了使得真象与境界能够出现,而为了真象与境界的出现,话说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立即禁断,即主动地放弃语言,等待那个景象的出现,这就是"得鱼忘筌"的意义。(四)"观"的艺术其实就是如何排除主观性,做到纯粹的客观。其"坐忘",即"离形去知",类似尼采所说的"自弃境界",就是在观赏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主观性出离干净,只剩下纯粹的观审,到了那个境界,对象就会向我们诉说了。

深圳市南山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深圳市南山区民间信仰的神灵混杂,基本上是以道教统摄阐释,深圳民间信仰的底色是道教。民间道教信仰的宗教活动场所,绝大多数以文物保护单位存在。这些寺庙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一般是流动的和尚、道士或者外来人员管理日常活动,寺庙的所有者是公司名目的村委会;香火钱和捐款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正规系统的科仪法事很少,主要的宗教活动是各种民俗祭祀活动。深圳道教受深圳社会的冲击和海外华人宗教的巨大影响,有明显的当代性和地方性。没有明显的宗教活动中心地域和核心人物,需要有专门的道教寺庙和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进行整合,深圳需要专门的道教寺庙。

当前深圳民间的三色儒学

宗教学研究者认为，和物质经济一样，宗教也存在类似的供求交换系，构成一个宗教经济或市场。同样的，在目前深圳社会中，人们对儒学有着多种需求。在一些和儒学相关的团体的活动中，对应于满足这些需求，形成了一个多彩的儒学市场。目前深圳儒学市场的构成非常复杂，一篇短文，不可能全面讨论，本文准备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简单介绍几个比较有规模的代表性团体的活动情况，同时根据私下的调研交流的感受，将它们分为以孔圣堂、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为代表的合法（与政府关系密切，有政治关怀）的蓝色儒学；以梧桐山读经私塾联盟为代表的，以新儒学为主要理论指导，

“诸子学与中国哲学”对话录

高华平教授(主持人,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各位老师、同学,上午好。欢迎大家拨冗出席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主办的"诸子学与中国哲学"论坛。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少明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

论儒家经义训解的基本方式

儒家思想系统根源于六经,从六经生成之始,即伴随着文献整理与文本解释的活动;而这些典籍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的不断拓展,特别是经过长久的连续性诠释之后,才形成了绵延两千余年的经学主流。围绕着这些解经活动,儒家经典注疏的开展,呈现出风格迥异、体式多样的形态,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这需要加以辨析,才能够明了和理解这些经典解释活动中的复杂环节,也才能深入到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直接面对六经的理解和诠释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解释性文本,这便是传、记之著。而后续致力于文字疏解、词义训释和经意阐明的语文学著述,更多地表现为经注的形式。这些对于经本文及早期的意义解释均给予关注、并尝试作进一步疏解的作品,便构成了数量众多、体式各异的第二序的解经著作。在不同的时代,经典注释有着相异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复杂的解经样态,在方法学上也各有特点,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

规范性问题:解释和诠释之分野与统一

在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有背景即广义自然主义框架下,我们可以尝试对规范性问题及其基础性地位给出一种宽泛而统一的说明。具体切入的角度是方法论层面的两大表征手段(即解释和诠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它们与其他概念对子(诸如实证归纳vs先验原则、因果vs理由、个项vs类型、描述vs规范、世界祛魅vs复魅)的关联中得到揭示。解释指向某种单向的认知关系,而诠释则牵涉到双向的构成。当我们理解或解释自然现象时必然会牵涉到一种规范性,而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某种互依或互动的影响,实际上离不开诠释者本人作为知觉者的第一人称视角。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龟占蓍卜解谜---论龟蓍作为卜筮具及其在古代卜筮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殷商的占卜中,出现了龟甲取代水牛肩胛骨的情况,这是因为古代先民相信龟为现实中神灵的动物,对于占卜最具有灵验之效,而且对于卜辞的记录与保存是非常有益的,由此龟甲遂成为最神圣和最灵验的卜筮具,从而形成了"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的卜筮传统。蓍草的诸多特点可能比较适合古代先民的宗教观、筮卜观、审美观和运用上的要求。蓍草被视为神草,古人认为它长寿而又神灵,因此蓍草成为理想的卜筮具。古代先民对于作为卜筮具的龟、蓍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喜好与迷信,这与龟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性以及在众多的卜筮具中的胜出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作《史记·龟策列传》,以卜筮为"圣人重事者",突出了占卜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但又强调对于卜筮不可迷信,并发挥了《尚书·洪范》"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的观点,对于今天理解卜筮仍具有启示意义。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