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萐父的“两化”主张反思中国哲学的建构

萧萐父先生是20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成绩斐然,对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的形态反思方面,他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论述,尤为精到,特显重要。从萧先生的“两化”思考与指向出发,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历程,并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形态的不断认识与理解、把握和调整,将有助于深化今天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认知,并促进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探寻中国古典学建构的第三种路向

随着中国古典学的专业化和建制化日趋成熟,人们对于古典学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古典学之内涵的掘发也正在向纵深扩展。以往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外乎有两大路向:一是偏重于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或兼及古典学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借用古典学的名号,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的文献资料做一现代化的阐述与对转。这两种路向皆立足于语文学的基础,将文献董理视为古典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忽略了文本解读的诠释学意义,也偏离了古典学发轫之初的人文主义特性。所以,除了偏向于移植性的古典学和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之外,能否找到第三种路向?它要追寻的是古典学的根本意涵之所在,要回溯古典学兴起之时的人文精神,从哲学意义上来重诂古典学的价值。诠释学的引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说明古典的意义,使原典材料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发生融会与衔接,而这恰恰是传承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中道是中国文化之道统——唐君毅“中道”思想“密意”探要之一

中国的"中道"与"道统"之关系,构成了唐君毅思想中业已点破的一大"密意",唐君毅以一种面向历史事实之直观的方式,在"不说"而"说"之中,将"中和为中国之道统"的观点活脱地显现出来,达到了不是唐君毅先生在说话,而是历史本身在说话的效果。无疑,"中和为中国之道统"即是"中道是中国文化之道统"的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唐君毅以哲学史的方式论证与阐明了"中道是中国文化之道统"的观点。透过"中道"和"道统"之关系的考察,虽然仅能将唐君毅所点破的隐藏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大"密意",这也即是唐君毅中道思想的一大"密意",做一厘清和论述,但是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唐君毅先生所点出的这一"密意",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经典诠释中释放儒学的生命力

现代学科的划分和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形态,使得古典学术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持,经学的意义只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被理解与承认,所以经学叙事的现代领地也就大幅收缩了,经学形象由此变得萎靡而矮小。不管是经学重建的哲学化努力,还是经学史研究活动中的思想追求,都是想要通过重回经典的方式,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可能的空间。

今古文之争的方法论意义

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儒家经学中的大问题,也是自两汉之后儒学发展史上时有起伏的一条主线。因为晚清经学革命的深刻影响,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今古文的分际已为人们所熟知,尤以对汉代和清中叶后的学术史叙述为显著。但今古文之别,不简单是文字方面的差异,也不完全是经籍出处和时代先后的问题,而是凝聚了经典形成及其解释过程之中的一系列话题,尤其关涉到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解经学的方法论问题。如果说两汉经学因为秦火之后拾掇旧篇的缘故,又恰逢大一统政治格局确立之需,今古文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辨析的范围,那么晚清经学的变化,今文一派之崛起,更是预示了社会大变革的到来。除了历史叙事的背景之外,今古文之争对于经典文本本身的理解和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儒家之经解

儒家思想根源于"六经",而"经"之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文献整理与集结的复杂历史之外,在观念的演化方面也历时甚久,屡经改变。汉以后所形成的经学格局成为儒家思想代代传衍的基本形式,也构成了儒学的主要内容,但围绕着什么是经和如何理解经,以及经学义理的具体展开,儒家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曲折与繁复的过程,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其中,解释的因素分外重要,有经便有解释,伴随着经的编纂活动,解释就已展开,经的传衍和意义之持续,更是离不开解释,所以解经活动实为儒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解经学也就成为儒学延续的基本方式。如何在现代解释学的视野之下来重新理解与阐释"解经"的意义,发掘其深刻的内蕴,是实现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儒家经学是围绕着“六经”或“四书五经”展开训释所形成的一整套学问,它的核心内容关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从国家社会群体到个人身心性命,均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和日常生活的处境化,这就决定了其本质是人学而非神学。同为解释经典,圣经释义学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重要基础的,在神圣向世俗过渡的进程中,《圣经》释义所积累的经验和问题线索成为现代诠释学产生的先导。儒家经典的解释史及其现代掘发,虽然与圣经释义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很不相同,但同样作为解经学,在其迈向现代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通过对比与分析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学的解释学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促进其当代的转化。

艮斋经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

田愚(号艮斋)是朝鲜朝晚期的朱子学后劲、性理学巨擘,被称作是“海东巨儒”、儒家性理学说的收官者。他的经学思想以朱子学为基底,以四书诠解为中心,拳拳服膺程朱理学及栗尤学术的义理精神和重性旨趣,发挥性即理的思想,通过阐发性理之内蕴,来揭示四书中所包含的性本体学说。艮斋对四书学中性理思想的抉发,以心性之辩为重点、以“尊性”为旨归,所以,凡是抬高心的作用,将心置于本体地位,乃至于尊心贬性的,他都给予了严厉批评。而对于经典诠释活动中蔑视性理、纯任考据的倾向,他亦作了坚决的驳正。

从解经学走向诠释学——儒家经学现代转化的哲学诠释

对于传统的解经学而言,经典文本是解释活动展开的中心,解释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使文本的内容清晰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典所传递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解释活动需要聚焦,一般着重在处理语言文字所带来的问题;也需要划界,以便排除各种对意义确定性所可能产生的干扰。这样,解释活动便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的界域和自身的封闭性。但在现代性语境之下,“必专守旧”的经学观念已成为明日黄花,早已经远离我们的时代。而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分科而治的“经学”材料,或者经学史研究,又只是在做历史回望的工作,并不能从生存论的本体意义上来理解“经”的价值。如何使经典的意义在现代生活中有所体现,如何能保持经典的“活”性,这就需要有新的经学观念和新的诠释方式。

上古文献的经典化与孔子的诠解之力

儒家思想植根于远古文明,承续了三代文化遗产的精髓,将先周以来的存世文献做了系统整理,形成了轴心时代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一思想系统的建构是以上古文献为依据的,在经过孔子的删定与诠解之后,古学形态的六经材料和相关文献才渐渐演变成轴心文明时期的六经系统,成为儒家学派的根本经典和儒学后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换中,孔子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经典化的六经系统形成之后,便与孔子的思想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六经并举,虽是迟至战国中期才出现,但《诗》《书》《礼》《乐》合称,却由来已久。这些上古文献,作为先王政治实践活动的所依之典,也是培养贵族人才的基本材料,在经过孔子的全面整理与诠释之后,既成为一个严谨的思想系统,也实现了文本自身的经典化。

经典与现代性

经典实际上是纵向思考的结果,它暗含了时间的流变、思想的沉淀和历史的抹择。如果没有时间链条的接续性和思想历程的检验值可供参考,我们就很难确定何为经典。在古典文化形态下,经典一般是和文明的起源、思想的开端与价值系统的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很少的经过长久积累和千锤百炼的文献,才能够享有经典的身份。

经典诠释学的出场背景及基本指向

引言:"经典""诠释学"意涵辨析"经典诠释学"概念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经典,一个是诠释学,经典关涉古今之辨,诠释学必含中西之别。经典实际上是纵向思考的结果,暗含时间的流变、思想的沉淀和历史的拣择,如果没有时间链条的接续性和思想历程的检验值可供参考,我们就很难确定何为经典。

诠释学的历史性与儒家经典起源

利科提出了历史意义的三重诠释,在历史事件的陈述、构成传统的历史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理解的历史性或诠释学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构成一种哲学的追问与精神性的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性的考辨上。从这样的历史性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暂且超离实物、图像和文字,以及各种历史材料本身所带来的有限性之束缚,而由对象物演变的逻辑来还原或者想象历史演变所可能存在的路径,以勾勒出从"无言"世界进入到"有言"世界的图景。儒家的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的起源与儒家所建构的文明史、历史观是交叠在一起的,仅从历史的事实性考论入手,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些材料的真实来源,尤其不能解释这些文献何以变成了具有某种神圣性特征的典籍。所以,儒家经典的起源就不只是文献自身的历史,它也包含了观念的演化史和精神的扩展史,是一个不断的诠释和一系列思想填充活动的结果。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从片段无序的材料到结构谨严的文本,从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到体系化的哲学经典,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既是六经成型的前史,也是六经的演化史与建构史,正是在原本混沌迷离的状态中,六经系统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儒家经典的基本面貌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化,最终以华夏文明之根本正典的身份呈现于世。

湯一介先生中國古典解釋類型釋義

近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經典詮釋學運動是伴隨着西方解釋學的傳播、研究和本土化的過程而日益興盛的,也是在中西比較逐步地走向深化的背景下向前推進的,而湯一介先生首先提出了能否創建中國解釋學的問題,這無疑爲後來的研究工作和努力方向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湯先生的目標是要在中西相互參比的過程中,既要用西方解釋學的方法來幫助我們弄清楚中國經典詮釋活動中的諸多問題,也要發掘出中國經典詮釋史中的優長,以豐富一般的解釋理論,爲世界做貢獻。而對於中國經典解釋類型的分析,是他思考中國解釋學建構的一個起頭,也是搭建體系化理論的重要准備步驟。湯先生以先秦時期典籍注解的不同方式爲例,歸納出了中國古代早期經典詮釋的三種路向。一是“歷史事件的解釋”,以《左傳》對《春秋》的注解爲代表。其對經文的說明是叙事式的,有完整的情節和過程描述,有對事件的看法和評論,在對“事件的歷史”進行詮釋的過程中,形成一“叙述的歷史”。二是“整體性的哲學解釋”,以《繫辭》對《易經》的發揮爲代表。這一解釋包含了哲學本體的觀念或對於宇宙生成變化的整體性看法,解釋者的頭腦中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架構模式,然后用這個總體性的模式來調度材料,展開詮解。三是“社會政治運作型的解釋”,以《韓非子》對《老子》的論說爲代表。《解老》篇大多以法家的社會政治觀點來解釋《老子》,而《喻老》篇則直接用歷史故事來說明君主成敗、國家興衰之故,完全是政治功利性的。這三種經典詮釋模式既代表了中國解釋史上的主要類型,也爲我們整理和提煉中國的解釋學理論標明了路徑。

儒家经典的多元与统一

儒家经典数量众多,从最初的"五经"扩展为"十三经",这些经典的内容、体式和产生背景各不相同,在经与经之间也有着不一样的关联性。众多经典如何统一?经的排序问题,以及哪一部经更为重要、以谁为中心?还有各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升降沉浮所带来的变化等,这些在儒家经典演变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话题。围绕着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儒家经典的诠解与注释也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样式。在历史上,其重心曾屡有迁移,这标志着儒家经典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也是思想观念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一种因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