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基于特殊预防理念的研究

重大决策作为公共政策中涵盖面广、影响深远、涉及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的环节,对公共政策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化监督执纪问责"重要精神的关键环节。对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的设计,应当在保障决策效率与公平、依法合规、惩戒与防范并重的思路基础上稳步推行,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与集体讨论等五个方面建构重大决策责任倒查的基本框架,从主体、内容与方式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建构重大决策责任的倒查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性的中观研究框架,进而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结构与互动逻辑加以深入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70年的进路与逻辑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实践,其研究主题有着不同的阶段特征和演进逻辑。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呈现出从二元解释到有机统一,从单向主从关系到双向互动关系,从强调协商酝酿到引入适度竞争,从代表的广泛性到有效性的结合,从形式化监督到实质性监督的研究趋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呈现出从政党关系探讨到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从履职形式到履职能力,从协商民主到协商治理,从政治监督到治理监督的研究趋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呈现出从代表本民族到代表各民族,从民族自治到民族共治,从“中央-自治地方”关系到“中央-地方”关系,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到体系完善的研究趋向;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呈现出从自治制度到治理体系,从自治组织到多元组织,从行政主导到党建引领,从基层选举到基层协商的研究趋向。

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演进逻辑与特点表征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40年来,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论文发表量呈曲线上升,研究议题越来越具象化;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交叉学科研究成为趋势,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40年来研究主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主要以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关系等为研究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主要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及政党代表性、党内民主、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等为研究主线;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主要以执政能力、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十八大以来,主要以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

从政企统合到三元协同:开发区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开发区治理呈现出政企统合治理的运作模式,但近年来地方实践中的开发区治理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拓展政企统合治理基础上形成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将行业协会组织引入开发区治理中,从而组成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元协同治理形态,在政府指导基础上通过行业协会发挥主导作用,由其成立公司采用市场化方式对园区进行开发和运营。本研究以中德金属生态城为例,从政府指导、协会主导、企业运作三个层面,阐释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和运行逻辑,并对三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有待持续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精英研究:生成原因与行动逻辑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精英生成始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利益冲突，其在身份特质、资源掌控、行动魅力等方面表现出独特性，业主维权精英的维权行动充满智慧和策略，有其特定的行动逻辑。业主维权精英，其成长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社区新式精英崛起的过程，整个业主维权过程实际上为新式精英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一种非正式和非正常的机制或渠道。那些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行动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业主通过这个机制或渠道逐渐成长为社区治理的新式精英，从而逐渐完成社区治理精英的循环。业主维权客观上扮演着精英生产和培育公民的重要角色。

“中国模式”的研究综述及其论争述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外掀起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本文基于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等不同视角,综合各界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解读。将“中国模式”与其他典型发展模式进行对比。对各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分歧、“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时间跨度问题、“中国模式”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能否取代'欧美模式'等热点话题进行概述。“中国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发展模式,其面临国内经济、社会、政治、自然等互相协调的问题,也面临国际社会的挑战,对“中国模式”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是有喜有忧。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没有止步,也没有下定论,将“中国模式”的论争看作一场不确定的争鸣,或许更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基于深圳市的经验分析

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是一个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以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的互动关系为视角，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提出一个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深圳市为例探讨了社会阶层分化的表现、特点和问题及其相应的政治整合问题。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前后深圳市社会阶层从“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分化为“九大阶层”，阶层分化表现出从身份化到非身份化、从先赋性到自致性、从金字塔形到橄榄球形的特征，已经具备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是社会阶层在分化过程中呈现出“过度与不足”并存的态势，存在目益突出的人口结构、不容忽视的流动人口、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峻的贪污腐败等诱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问题，对政治整合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为此，要从一元整合走向多元整合、从控制整合走向协作整合、从单向整合走向双向整合，构建既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又有利于促进政治发展的政治整合机制。

澳大利亚的协商民主实践与启示——以政府理事会和“与城市对话”协商论坛为例

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是联邦政府与州级政府进行协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平台,协商议题广泛且具有针对性,内部运作实行责任制和审查制,有着明确而系统的协商原则。"与城市对话"协商论坛则是政社协商的经典案例,其协商渠道便捷多样,协商主体注重代表性和包容性的统一,强调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协商。在加强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有必要设置政府内部常态化的协商平台,完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扩大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化协商程序和协商方式,重视协商结果的有效落实。

利益个体组织化与利益组织政治化的逻辑理路

利益个体组织化与利益组织政治化是利益集团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域。谋求个人经济利益、争取群体共同利益、捍卫公民基本权利、持有相似的政见、生活共处的现实需要、突发社会事件的诱发等都有可能促使利益个体组织化并趋向政治化。组织化的利益团体或集团常以社交关系型接触、精英人物代理、提供情报信息、影响社会舆论、参与选举、合法或非法的强制性方式影响政治过程。利益个体组织化与利益组织政治化一方面有助于构建理性政治秩序、促进民主科学决策、克服权力僭越现象、培育协商妥协精神等,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利益团体的封闭性、分利性和排他性以及非法的强制性政治参与,利益个体组织化与利益组织政治化又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稳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监督体系的制度构建与运作机制

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中,人民行动党为保持政党廉洁性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非常重视从党内制度、国家立法、政治制度设计和政党管理实践等层面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使得该党党员和干部时刻处于全景式监督状态之中,这为约束党员行为、保持良好的政党形象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