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伦理与宗教伦理——兼论华南地区道教世俗化运动

商业、扶乩与慈善之间,就是一个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的形成发生在19世纪,乃是国家统治力降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活跃的特殊时期。道教的宗教伦理适应了商人经济伦理,从传统的＂八德＂变为＂九德＂,正好适应商人的心理需求,而宗教内部的＂以德为戒＂则支持了这样的改变。商人之喜爱道教,在于人格与神格的契合。＂九德＂是吕祖降授的,而吕祖的＂格＂与商人的＂格＂最为契合,甚或吕祖＂曾经＂经商的身份也为商人所认同,商人们觉得吕祖不仅敦厚儒雅,又洒脱自在,神通广大,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神。商人进入宗教团体,改变了宗教结社的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商人自身。发生在19世纪的华南扶鸾结社以及慈善运动,乃是道教的一次世俗化运动,历史表明,世俗化运动不是一次完成的。

龟占蓍卜解谜---论龟蓍作为卜筮具及其在古代卜筮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殷商的占卜中,出现了龟甲取代水牛肩胛骨的情况,这是因为古代先民相信龟为现实中神灵的动物,对于占卜最具有灵验之效,而且对于卜辞的记录与保存是非常有益的,由此龟甲遂成为最神圣和最灵验的卜筮具,从而形成了"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的卜筮传统。蓍草的诸多特点可能比较适合古代先民的宗教观、筮卜观、审美观和运用上的要求。蓍草被视为神草,古人认为它长寿而又神灵,因此蓍草成为理想的卜筮具。古代先民对于作为卜筮具的龟、蓍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喜好与迷信,这与龟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性以及在众多的卜筮具中的胜出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作《史记·龟策列传》,以卜筮为"圣人重事者",突出了占卜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但又强调对于卜筮不可迷信,并发挥了《尚书·洪范》"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的观点,对于今天理解卜筮仍具有启示意义。

论憨山德清的庄子学

德清解庄子,有其独到之处。他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理解儒释道三教关系,以一种三教本当如此的理解诠释了三教圆融关系。他认为庄子论道之广大自在,究天人之际,千古无人能及,独佛经可以"证响之";庄子诋訾孔子,只是"诋訾其迹",实乃破执;庄子的"逍遥",为佛经的"无碍解脱",唯圣人可实现;庄子的方内与方外,不可偏枯,"德充于内,必能游于形骸之外"。在真知与真人问题上,他不同意庄子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观点,认为有真知而后有真人。

關於老莊“道根”與“道本”問題的追問

“根”與“本”如果這個兩個詞分開來用,就是兩個概念;如果合起來用,就是一個概念。“根”的原始之義是直白顯明的,然而它所隱喻的物件是深玄的哲學問題;“本”有時表示根源,也有時表示實體與作用:當前者引申到具象義的時候,它表達的是本根,是宇宙論;當它引申到抽象義的時候,無論它是體用語境下的“體”(本),還是本末意境下的“本”,它是本體,是本體論的。“本”即便在“本末”、“體用”語境下的運用,它也始終隱含了“根源”之義。從根源義來理解道與萬物之間的關係,是不能解决老子和莊子的哲學問題的。莊子哲學注定要落實到本體論意義上去。道與理在某些境況下劃了等號,却不等於道與理在任何境況下都可以劃等號。在老子那裹,體現了較强的“根性”,具有更顯明的宇宙論傾向;雖然莊子也認爲道是一個久遠的存在,但他認爲物與道之間不存在可追尋的路徑,道是靈活應變的,是當下在場的,從而,莊子表現出來的本體論意識更爲顯明。

全真道教的现代宗教仪式及其科本分析--以香港为例

全真道教最初很可能没有成套的宗教仪式,却因宗教发展的需要建构了自己的宗教仪式。正一教和全真教虽然各有自己的宗教仪式,但彼此差别不大,也共享某些仪轨和科本。香港全真教的宗教仪式既遵大传统,也有自己的小传统。"三忏两朝"宗教仪式的流行,因应了社会的需求。全真教主要的科本皆包含了尊重生命价值、劝善度人、悲怜普惠的内容。

从宗教仪式与戒律看道教的两种倾向

戒律和仪式各归属于上清、灵宝和正一等不同的宗派,即各个宗派皆有自己的戒律和仪式,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来源和统属的性质。"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只是一个说法,如果这些"禁戒律科"皆出自太上老君,那么世上流行的戒律和仪式应当是统一的,而不是有多个出处。唐代张万福、杜光庭在整理道教戒律和仪礼的时候,采取了去宗派性的做法,使之具有统一性。现当代道教的实践表明,各地道教的宗教仪式都采取了地方的特色,即道教的宗教仪式及其戒律从来都是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各地道教在宗教仪式和戒律方面,都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倾向,希望更传统地守持戒律,更懂得斋醮仪式。王常月设三坛戒与开坛传戒的做法为一种值得反思的现象。当代道教受困于更开放抑或更传统的矛盾,当从反思历史和借鉴基督教现代转换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香港全真教的前世今生 写在《香港全真教研究》前面的话

《香港全真教研究》将要面世了，这本书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完成出版也算是有一段时间了。由于与香港的地缘关系，在广东做宗教研究自然也就与香港有着经常的、多方面的联系，加之香港道教学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内地道教学术的“反哺”，以及笔者经常去道教学院授课，使得这种联系更为密切了。

论宗教传播的“权”与“场”

纵观基督教、佛教、道教三种宗教的传教历史,从权柄、权力与道场、市场各自在宗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权柄、权力可以兴教,却不必然兴教,权柄、权力可以是一个兴教的"方便之门",然而,无此方便,却不可以说教不可兴。历史上的许多宗教派别,是因为得了权力而兴了教,却因此而失了市场,最终衰落了;同样,有的宗派从来没有得到权力,却得了市场,最后兴盛了。道场、市场,乃是兴教的方向,也为宗教的土壤。如果说传道者的眼睛需要朝上看,就更需要朝下看,那才是人间正道。

论道教的境界

境界虽有客观性,它却是人们主观参与的结果,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共同构成了它,离开了主观精神活动,便无法了解境界为何。故此,境界是主客、天人的合一。道教的神仙境界宏阔而崇高,但境界的高低层次只是依得道的程度和获得自由的多少决定,并非由世俗身份的高下来决定。

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

全真教究竟何时进入华南地区,仍然是一个学界未能解决的问题。从已知文献看,元初已经传至粤西,康熙年间进入粤东地区。然而,实际进入广东地区当早得多。由于长春道教的兴盛,人们逐渐以为邱祖龙门派是全真正宗,而在长春道教这一派当中,又以为只有使用龙门派字的才是正宗。这样的误解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以为在历史材料中找不到龙门派字的踪影,就是全真教没有传入这个地区。只有破除这个误解才能开阔研究视野。在历史文献中看不到龙门派字,只能说觅不到全真龙门律宗的传递,不可以说看不到全真教。本文从张三丰的全真嫡传弟子关系、武当真武神庙在广东的流行、口述历史等方面,说明全真教在明代已经传入了华南地区。

儒學如何進入全真教的思想世界

王重陽立教之初,就極力提倡'三教合一',但其'三教合一'的實質是融貫三教而創立了一個'新道教'——全真教。提倡出家的全真教與儒家有很多不同的特徵,但王重陽繼承或保留了儒家的孝道觀念。既要出家,又要行孝,這顯然存在矛盾。爲了解決這一矛盾,全真教把世俗社會中子女對父母的忠孝落實到徒弟對師父的盡忠盡孝上,並把做到忠孝視爲自身修煉的前提,這樣便將儒家的尊君、親上、仁愛和道教的遺世獨立、遐遁隱居等基本價值融合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