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严重刑事犯罪的遏制对策

本文作者从分析深圳特区当前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征和成因入手，以刊事法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科技强警、办案协作、警务合作、出租屋管理法治化、加强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盲目流入深圳、“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等综合性的遏制对策，以求使特区严重刑事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维护社会稳定和特区经济的正常发展。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研究

近一年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出台了专门针对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作为食品安全法律实施过程中社会参与的重要举措,这些制度对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对制度本质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较深入的把握,这些制度在奖金设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应该基于信息交易的本质,摒弃立法过程中过度重视执法部门单方需求的做法,在评估信息对法律实施绩效的基础上,也充分考虑作为交易一方的信息提供者的需求,构建食品领域有奖举报制度。

试论儒学性善论及其与宪政精神的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人性理论,其中,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性三品等三论共同支撑了儒家文化性善的人性理论大厦。儒家文化并未能孕育西方式的宪政,事实上,儒家文化在根本上与宪政精神相距甚远。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天人合一论对人主体性地位意识的消解,使儒家文化缺少对人性尊严的超验性认知,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意识的缺失。其二,人性本善论和对人主观自律能力的高度自信使儒家文化对权力的腐败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案。

细节之变的制度力量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过：“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管理学界把这种管理理念概括为“伟大源于细节的积累”、“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细节决定过程甚至决定结果”之类的箴言。我感到，政治法律的制度建设也莫不如此。

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也论许霆案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2007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12月初，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2008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论政府职能转换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的产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涉及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众多因素，更取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如何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行政许可:我们可享受哪些权利?

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不仅能有效地解决行政审批的法制化、制度化问题,而且对于按照便民与效能的原则去协调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从"审批经济"中走出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意义非凡。这一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调整的重要法律,与你、与我、与他都有关。本刊特编发黎军副教授的文章,便于读者初步了解这部法律。

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规制工具的选择对决策起关键作用。与传统规制工具相比,信息工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其正确使用不仅能推进公平交易,促使交易主体自律,促进规制制度实施,而且成本较低。但学界对此的理论研究尚显欠缺,需要对信息工具能否以及如何在规制中运用进行研究,以构建信息工具的理论框架。公共机构也较少运用信息工具视角对规制进行充分检视,导致规制过程中信息工具使用缺失、不当或错误,因此需要基于合适与匹配原则,尽可能扩大信息工具使用范围,修正信息工具使用的不当或错误。

反垄断法分析模式的中国选择

现代反垄断法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适用的核心环节。中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执法和司法机关在分析模式的适用上存在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等有悖法制统一性的后果。选择恰当的反垄断法分析模式,应兼顾经济分析和法律形式主义两方面的可能贡献,在借鉴国外成熟制度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当前中国反垄断法制度构成、实施机关能力和经济分析供给状况等约束性条件,确保分析模式选择与经济分析的复杂程度、实施机关的专业水平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守法成本等相互匹配。在制度设计上,应审慎解释立法目的条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为类型化处理模式,规范全面分析的分析模式的适用,发挥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作用,完善分析模式相关的配套制度并提升公权机关实施法律的能力。

资本多数决原则与中小股东利益的协调

一、引言 资本多数决原则是随着股东大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确立的.它是股份平等原则在公司表决方式上的集中体现。对强化大股东的地位和责任.维护大股东的利益,减少大股东的风险,提高公司的运行和决策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也采取了“

我国商标抢注法律界限之重新划定

并非所有商标抢注行为都是恶意、非法的。在注册主义商标权制度下,商标法一定程度上是鼓励商标抢注的。为了平衡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商标法在禁止抢注行为时,不应过问抢注者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而应当规定只有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时,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抢注。为了保护既有使用事实和利益,应赋予在先使用者在先使用抗辩权。为了防止混淆,应当强制性对在先使用者课以附加适当区别性标记的义务。为此,应当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31条后半句之规定,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3条第1款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平等原则在反歧视法中的适用和发展--兼谈我国的反歧视立法

反歧视法的制定和适用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反歧视法的目标正在从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形式平等虽然在应对显而易见的直接歧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缺点是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反歧视法作为保护人权,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法律之一,必须体现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种平等形式,而间接歧视概念的确立和肯定行动的实施成为实现实质平等的重要手段。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表现在：第一，执政党、政府和人民对宪政的共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宪政建设的经验表明，权力精英和人民大众取得宪政共识十分关键。检视执政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与宪政理念不断谋合的认识轨迹，例如十四大强调“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强调“建设政治文明”，“尊重和保护人权”，“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法治与回避制度

法治状态下，社会事务出现矛盾争议乃至罪恶伤害都要有相应的法律加以及时公正的解决，此种状态“信仰法律”成为人们普遍信任的可期待目标。法治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在程序公正中，对于公职人员的公正履职的前提要求就涉及回避制度。无论是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典还是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公务员法都对此有诸多规定，以维护公权力公正实施的程序正义，保障公权力运行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