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城中村治理困境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深圳城中村社区城市管理为例

中国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奇迹促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目的地的大城市,城中村一方面保留着乡村传统接受被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城市化的低成本生活区和缓冲带。城市化前期政府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缺位,而在建设用地等资源稀缺加剧时政府治理城中村又面临重重困境。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为例,对典型的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追踪观察和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中村困境形成的人、财物、组织和体制因素,并给出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等对策建议。

城中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构建——以深圳市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为例

在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的深圳市原特区外区域,城中村原本为农民的原村民、加上以相对低廉房租吸纳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其社区治理问题并非像一纸文件名义上的城市化那样简单。以原处经济特区范围之外的宝安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考察了城中村公共品供给短缺、覆盖不全的现状,探讨如何利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社区传统治理组织资源等多元主体,形成公共品供给的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以有效推动城中村"人"和"物"的真正城市化。分析该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存在问题和根源,尝试为转型期中国特别是城中村的城市化和公共品治理,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和方式。

社会企业模式能推进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

所谓慈善超市,是以社会公众自愿无偿捐助为基础、借助超级市场管理和运营模式,为困难群众提供物质帮扶和志愿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当代中国的慈善超市最早于1997年设立,到2014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2万个,其中的慈善超市10174个。

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政府监管的问题与优化对策——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个案

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通过文献研究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组织的外部及内部监管问题进行梳理。探讨如何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监管体系,以对社会组织具体运营及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

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两种城市社会转型解释视角的比较

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是学界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两种主流理论视角。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各有所指,二者虽相互交叉、密切相连,但仍旧有各自清晰的学术脉络和使用语境。文章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理论解释性文献的分析表明,国内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两种理论,并对两种理论进行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理解的再阐释。

欧债危机后希腊政党政治结构的变迁——基于选民多维偏好的分析

本文借鉴惠特利和门德斯的“选民多维偏好”分析框架,对欧债危机后希腊出现极化多党政党结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经济、意识形态、欧洲一体化、文化是分析希腊选民多维偏好的四个主要维度。在2009—2019年希腊六次大选中,受严厉紧缩措施影响,选民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被激活,对欧盟一体化、移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希腊选民投票偏好发生分化,选民结构重新组合,希腊的政党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表现为:反紧缩偏好在投票行为上表现突出,并在希腊政党结构变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仅激活了希腊选民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促进了激进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且直接导致了主流政党PASOK的衰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剧了选民们对欧盟的负面情绪,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成为最大获益政党;反移民偏好则使得极端右翼民粹政党GD和LAOS相继进入了议会,最终形成了多党林立的政治生态。选民偏好变化引起的政党结构变迁表明,选民偏好并非一成不变,政党若不能满足其当下偏好,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已有地位。随着传统中左政党PASOK日趋没落,SYRIZA未来可能取而代之成为与新民主党ND对抗的“主流政党”。

内卷化省思：重解基层治理的“改而不变”现象

内卷化被用于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后,尤其是借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泛化和滥用趋势,阻碍了对中国社会治理与变迁复杂现象的理论洞察。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内卷化概念在几次跨界使用中所发生的质变,理清内卷化原本所指称的变革现象,并通过解析基层治理中"改而不变"现象发生的不同动力源,试图说明当前基层治理中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须用新的理论概念来解释。在此基础上,文章提示了进行理论再思考的方向。

美国协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及启示

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竞争民主的层面，事实上，美国国会、州议会的参众两院在实际工作中不仅有相互竞争和制衡，也有合作协商的性质，美国协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就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特点。美国国会、州协议会协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对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有启示作用。

“积极公民”:律师参政的行动逻辑与政治影响

"积极公民"理论强调公民不仅是权利的拥有者和捍卫者,更是权利的践行者和争取者,突出了公民的参与行动、社会责任和文明品性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补充或替代对公民权的消极接受。目前以律师为代表的积极公民群体参政现象频现,其开始主动发掘现行政治制度内的民主空间,体制中的一些民主法治因子被逐渐激活,权利示范和鲶鱼搅动效应初现,这给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从制度层面予以疏导、规范和引导,有效将新兴社会群体的参政需求吸纳到现行制度框架内有序释放。

公有制下的水务适应性治理:苏格兰模式踪析

文章是对苏格兰水务部门的历史变迁及最新的市场化改革所做的一个框架性叙述。“二战”后苏格兰确立了水务公有公营体制，其后沿着分散公营-相对集中-垄断公营-混合竞争的方向，经过缓慢的变革，走出了一条适应性治理的路径。如今苏格兰依然只有一家公有制水务企业，在水服务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但亦正在建立水务竞争性市场，并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分工合作、日趋完善的水务监管体系。苏格兰的水务体制把政治传统与治理的现代性融合在一起，在公有制框架内采纳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强化公共管制和促进商业竞争中寻找平衡。这一颇具特色的道路选择，对于目前正处于火热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国水务行业而言，或许可借得某些启迪。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治理的特点、政府角色变化及实践困境——基于文献的梳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采用新的福利治理理念进行福利改革,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多元福利供给主体间的关系、平衡各主体的福利责任与义务,化解福利危机,满足社会成员需求,实现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治理特点、政府角色变化及西方福利治理实践困境的文献梳理,发现福利治理是西方福利国家消除福利危机的一种手段,分权化、主体多元化、网络化合作共担福利责任是福利治理的特点。政府从原先的行政官僚角色转化为治理角色,并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行政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但21世纪初接连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证明福利治理并不能帮助福利国家摆脱福利危机,原因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福利责任与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未来福利发展要克服过去弊端,让政府与社会真正充分协调发展起来,就需要合理定位政府在社会福利事业中的角色,该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不能逃避,能让社会力量承载的,放手给社会,让福利治理变成真正的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