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深圳红罗畲语合成词的构词特点

深圳市深汕合作区鹅埠镇红罗村畲语是一支受到汉语明显影响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合成词构词与汉语一样也可分为复合式、附加式与重叠式三类,当中,附加式合成词形式比较丰富,重叠式合成词较少,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畲语是缺乏复合式合成词的,其复合式合成词多为汉语借词。汉语对畲语的影响渗透在红罗畲语合成词的各种构词形式中。

积极发展资源在减少青少年抑郁水平中的累积效应、关系模式及特定资源的作用

以1301名七年级学生为被试进行间隔两年的追踪研究,考察积极发展资源对青少年当前和两年后抑郁水平的累积效应、关系模式及特定资源的作用。结果发现:(1)积极发展资源对青少年当前和两年后抑郁水平的降低分别具有即时和延时的累积效应,其中积极发展资源对青少年当前抑郁水平的即时累积效应呈二次函数非线性正加速模式,而对青少年两年后抑郁水平的延时累积效应呈线性匀速模式。对于青少年当前的抑郁水平来说,在积极发展资源累积至四类前,青少年当前的抑郁在高水平上升;积极发展资源累积至四类后,青少年抑郁水平呈显著下降趋势;(2)与抑郁水平高度相关且位于前四位的积极发展资源为:建立目标和决策能力、清晰积极的身份认同、抗逆能力和与他人的联结。该四类高相关的积极发展资源对青少年当前和两年后抑郁水平的降低分别具有即时和延时的累积效应,且四类高相关的积极发展资源对青少年当前和两年后抑郁的累积效应均呈二次函数的非线性模式。

潮州方言语气词“还”的语法化

潮州方言的“还”除了做副词(还_(1)),还可做句末语气助词(还_(2)),构成“XP_(1)+还_(2)”句式。“还_(2)”具备以下功能:(a)反驳语气词(还_(2a));(b)肯定语气词(还_(2b))。“还”的语气词用法由表反预期义的语气副词,经过成分省略、重新分析而成。句法结构的变化,促使“还”的语义辖域重心前移,语义内容随之改变,由此进一步引发“还_(2a)>还_(2b)”的语气功能演变。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喀什与深圳文化产业合作的前景与路径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和喀什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战略叠加实施,国家将喀什中心城市圈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为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空间。＂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既面临着产业增长、产业升级和＂走出去＂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基础薄弱、驱动不足和支持体系不完善等诸多挑战。

“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

时下 ,各高等院校中专攻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研究生们 ,无疑是我们这一新兴学科中极富创新意识的生力军 ,而作为其学业水平标志的学位论文 ,更常常是创意叠出 ,令人耳目一新。本期新辟的“学位论文摘要”专栏 ,旨在及时向学界介绍这些青年学子们所关注的前沿课题。为此 ,我们特邀约饶子教授所指导的 4位研究生作为首期嘉宾。希望在他们的“闪亮登场”之后 ,能有更多的青年才俊相继加盟。由于标明“摘要” ,字数敬请遵照约定 :硕士论文 30 0 0字 ;博士论文 60 0 0字。来稿还请注明级 (届 )别和指导教师姓名。

汉字形音义,其音为何?

汉字具有超时空性,包括超时代性和超方言性。汉字正是以此维系了汉语的跨时代认同感和跨方言向心力,强化了方音各异的各地民众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并代代相传。汉字是由形音义构成的整体,缺一不可,其实质是汉字以自己的形记录汉语的语素·音节。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指出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这是对汉字本质的精准定义。

文体学理论方法参照下的词谱编撰--徐师曾《文体明辩·诗余》的贡献与意义

徐师曾的《文体明辩·诗余》因长期受到《啸余谱》的遮蔽,故历代研究较为薄弱,或多关注其文体学一隅,或仅局限于词谱学的范围。实际上,徐师曾是在文体学理论方法的参照下编撰《诗余》图谱的,他借用了图谱的形式对独特而多样的词体进行阐释和印证,对文体学和词谱学都做出了开拓和创新,因而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文体分辨与词谱编撰的结合与共存;其二是作品采选和文献征引的拓展与丰富;其三是图谱编撰和谱式设计的改进与创新;其四是词调分类和编排体例的创新与突破;其五是同调异体和词体分辨的开拓与深化。

器官捐献伦理路径探索:综合性激励模式的新视角——《器官捐献的激励与阻碍: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多元化研究》述评

通过述评和整合新近出版的论著《器官捐献的激励与阻碍: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多元文化研究》,来展开对全球器官捐献领域的深入分析与研究。这本书深入分析了器官捐献在全球各地的伦理、文化、社会和法律层面的挑战与机遇。通过细致分析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激励模式,旨在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框架。通过比较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中国香港的案例,探讨了不同地区的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如荣誉激励、补偿激励和家庭激励,揭示了它们的效果和局限性;特别强调了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在各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倡采用综合性激励策略,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制定政策。此外,还提出了针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建议。这部作品不仅为医学伦理学领域提供了深刻见解,还为全球范围内器官捐献政策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与时间横轴相对,地理纵轴是宋人编织空间美学、建构文化符号、寄托人文理想,进而塑造宋代文明特质的基本载体。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与经史地理记载相比,宋代诗话的叙事重心不在描述地理的自然属性,而在美学赋能,分别从名胜、风物、文学三重维度揭示出地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话语价值。这些叙述呈现的复调意味,不仅映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有助于推动对人文地理的多层次理解,拓展受众的美学认知,并为文学叙事提供跨界样本及话语助力。

史官人际网络与清代官方修史:以国史馆总纂缪荃孙为例

理解中国传统官方修史制度,应注重从参与者的角度考察制度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运作。以光绪初续修国史各传为例,总纂缪荃孙的工作可揭示清国史馆制度运作的诸多细节,而其人际网络对国史编纂有较为重要的影响。缪荃孙与史馆同事、馆外友朋探讨编纂思路,并通过馆外友朋收集参考资料,甚至请他人草拟史传初稿。与此同时,缪荃孙还面临请托等“人情世故”。士人看重国史恩荣,为使亲友或本省同乡先贤得以立传国史,会采取各类行动与史官建立联系,试图掌握编纂动态并施加影响。总的来看,史官人际网络在获取参考资料等方面有所助益史馆运作,但“人情世故”亦使史官的编纂工作面临压力与争议。

太学学官“作新斯文”职责与北宋太学文风变革

北宋太学学官是太学制度和文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太学规模扩大、学规完善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太学文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任命制诰中太学学官被朝廷委以“作新斯文”之责,他们自觉履行这一职责并肩负起了改造太学文风的重任。这主要表现在庆历间石介等极力排抑西昆浮靡之风、引导太学文风走向“太学体”的险怪,以及熙宁后慕容彦逢、葛胜仲、曾几、陈与义等为振作卑弱文风所作的努力。太学学官“作新斯文”之举是北宋文风改革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创造社集体“转向”事件,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抉择,而是中国现代“文心”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造社是一个自带革命基因和道德纯洁主义倾向的浪漫派社团。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洗礼”,坚信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正义性。在创造“革命文学”这一总目标下,他们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与人性论者和写实派作家展开了论争和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等命题的思考,为建构集体主义美学与现实主义文论铺平了道路。

观射——一项儒家经典礼仪的意义建构

射礼作为古代八礼之一,曾在古人的生活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礼记·射义》是研究射礼意义的重要依据,但后人鲜少从“射礼”本身的特点着手进行分析。箭与射箭是一种物品、一项活动,因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为“男子之事”而形成独特的象征意义,并从而入礼;“射”作为“艺”,从习艺到进德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过程,符合儒家对礼之德性意义的要求;“射”作为“礼”,完美结合了礼与艺共有的“体-履”不二的特点,并能充分发挥仪式的兴发力量。射礼的形成有其因果链条,每个关结点逐次展开,射礼的意义也便自然展现。同时,正因为“射”在古代的独特象征意义,为射礼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论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及其对记言文本文体的影响

文字的出现和史官职守的明确使先秦史官的文本书写成为可能。从殷商甲骨刻辞到周代《尚书》《逸周书》《国语》的文本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从口头语辞到文本书写的转变、甲骨刻写的布局、时空秩序的安排、摆脱神圣仪式限制的验辞书写等方面,体现了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萌芽。警诫君王、垂宪后世则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中的基础和核心,其表现在: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字加工;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语气助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影响了文本书写的文体特性:记言体史书的文体特征突出了篇名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记言文本书写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多,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

20世纪以来西方舞蹈理论中的身体话语

20世纪以来,西方舞蹈理论中出现了不断强化的身体话语。通过援引自然科学和生命哲学提供的证据,众多阐释者不断清除残存的灵魂假说,强调不存在“非物质性的自我”,认为感觉、情绪、理性都是身体性过程,力图证明舞蹈是“最卓越的身体美学艺术”。由于马克·约翰逊、阿恩海姆、比厄斯利、布洛克和吉赛尔等众多学者前后相继的努力,身体同时被当作舞蹈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随着上述研究的深入,西方舞蹈研究走上了回归“身体-主体”的返乡之旅,一种新的舞蹈研究范式已经逐步成型。然而,由于残留的二元论观念尚在拖滞正在发生的身体转向,许多学者在身体话语构建中呈现出明显的身心分裂的不彻底性,这导致舞蹈研究在回归“身体-主体”之途中,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校雠和注释的《路史校注》研究

王彦坤所撰《路史校注》校勘参检六家版本,或择善而从,或新出己意,皆力求详尽精审;注释有源必溯、求真求切,疏通文义怡然博洽。《路史校注》的出版是彪炳古籍整理史册的大事,不仅填补了相关校注的空白,还为当今的文史研究者在利用《路史》时提供了上佳的校注本。

宋代诗话花木叙事的知识传播与美学想象

在传统文化话语中,花木是文人创作与美学传播的日常媒介,承担塑造文艺作品特性及社会文化精神的双重作用。宋代诗话花木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并汇集为博物、美学、隐喻三类主体话语。与既有文学传统的植物书写相比,宋代诗话花木叙事在博物话语中注入时代风尚,在美学话语中探求诗歌创新,在隐喻话语中阐发道德理性。这些叙述不仅映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强化了知识精英圈的身份认同,拓展了受众的花木认知,并为诗学理论提供了典型样本及话语助力。

明末忠烈词人万惟檀生平及著述考论

万惟檀是明末以死节尽忠的事迹而见称、以《诗余图谱》的编撰而传世的一位忠烈词人。约出生于万历中期(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于崇祯十五年农历年末之际(1643)殉难,年约五十出头。兖州府曹县人,万爱民从子,其父盖为万俊民。崇祯元年恩贡生,七年至八年任曲阳知县;约十年至十五年入松江府幕、摄篆华亭县;十五年冬赴任保康知县,阅三月,李自成军陷城,不屈而死。与陈继儒、单恂、张慎言等交游,有诗词唱酬,颇获称誉。其著述数种除《诗余图谱》梓行外,余多散佚,清万名炜辑抄其《乐园遗稿》仅存诗四题五首,凡七绝四首、七律一首,可略见其诗歌特色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