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理论方法参照下的词谱编撰--徐师曾《文体明辩·诗余》的贡献与意义

徐师曾的《文体明辩·诗余》因长期受到《啸余谱》的遮蔽,故历代研究较为薄弱,或多关注其文体学一隅,或仅局限于词谱学的范围。实际上,徐师曾是在文体学理论方法的参照下编撰《诗余》图谱的,他借用了图谱的形式对独特而多样的词体进行阐释和印证,对文体学和词谱学都做出了开拓和创新,因而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文体分辨与词谱编撰的结合与共存;其二是作品采选和文献征引的拓展与丰富;其三是图谱编撰和谱式设计的改进与创新;其四是词调分类和编排体例的创新与突破;其五是同调异体和词体分辨的开拓与深化。

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与时间横轴相对,地理纵轴是宋人编织空间美学、建构文化符号、寄托人文理想,进而塑造宋代文明特质的基本载体。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与经史地理记载相比,宋代诗话的叙事重心不在描述地理的自然属性,而在美学赋能,分别从名胜、风物、文学三重维度揭示出地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话语价值。这些叙述呈现的复调意味,不仅映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有助于推动对人文地理的多层次理解,拓展受众的美学认知,并为文学叙事提供跨界样本及话语助力。

论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创造社集体“转向”事件,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抉择,而是中国现代“文心”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造社是一个自带革命基因和道德纯洁主义倾向的浪漫派社团。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洗礼”,坚信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正义性。在创造“革命文学”这一总目标下,他们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与人性论者和写实派作家展开了论争和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等命题的思考,为建构集体主义美学与现实主义文论铺平了道路。

论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及其对记言文本文体的影响

文字的出现和史官职守的明确使先秦史官的文本书写成为可能。从殷商甲骨刻辞到周代《尚书》《逸周书》《国语》的文本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从口头语辞到文本书写的转变、甲骨刻写的布局、时空秩序的安排、摆脱神圣仪式限制的验辞书写等方面,体现了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萌芽。警诫君王、垂宪后世则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中的基础和核心,其表现在: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字加工;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语气助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影响了文本书写的文体特性:记言体史书的文体特征突出了篇名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记言文本书写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多,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

《苕溪渔隐丛话》本“乌台诗案”的编录视域及文本特色分析

“乌台诗案”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主角苏轼的名望与地位,向来广受关注。现有研究偏重编录本案的朋九万本与敕牒本,胡仔本则仅被视作文学读本,价值亦被低估。其实,从重订文字讹误、重构叙事逻辑、重申党争立场、重建苏轼形象四重维度来看,胡仔本在看似无序的表面之下,蕴含独特的编录视域及话语意图,拓展了诗案的既有叙述,并与其他版本构成相通相异的掎角之势。而且,胡仔本宽广的编录视野与丰富的诗学材料,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优势与传播潜力,故而有必要重估胡仔本的编录价值。

以《冷斋夜话》为例看宋代诗话的文本生成机制

诗话是古典诗学的主流形式之一,却常被今人批评缺乏逻辑性,这种误解是忽视诗话逻辑表达特殊性的结果。以《冷斋夜话》为例,从话题的选择与编排、受众的预设与引导、热点的争议性阐释、群体的助推性互动等多重角度来看,宋代诗话虽非按照概念逻辑组织成篇,但传播逻辑清晰可见,并对诗学理念与方法的呈现有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厘清文本生成机制,对于深入了解宋代诗话的内在理路,更合理地与国外诗学比照得失,均有启发意义。

何以为“超”?对韩炳哲“超文化”的批判考察

韩炳哲的“超文化”是他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形态的判断,他认为技术与媒介的发展让“超文化”不同于过去的“间性文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而是一种去居处、非在地、无边界、去实事性、不限时空并且加速集聚的新文化。但是,韩炳哲的“超文化”存在更侧重于哲学愿景而非现实文化形态考察的倾向,在消解文化光晕的同时,构造了理想的“超文化旅行者”,却忽视了具体的人才是文化缔造者和受众。韩炳哲的后续思想,以精神政治替代行动政治,从外在突围到心灵内转则可视为“超文化”愿景的无奈退守。

《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知音论研究

文学鉴赏批评活动伴随着文学创作而产生,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学鉴赏批评理论。《文心雕龙》关于“知音其难”文学鉴赏批评论与《抱朴子外篇》中的文学观点一脉相承,在“音实难知”和“知实难逢”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文心雕龙》在《抱朴子外篇》文学鉴赏批评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知音论”。通过概览《文心雕龙》对《抱朴子外篇》中知音论的继承与发展,明晰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学生党建中的实践路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特别强调了青年一代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系列论述精神落地生根,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学院中心任务”“党建工作主题”“思政工作实效”,在创新工作机制、内容形式、成果服务上下功夫,切实增强思想引领力、价值凝聚力、文化支撑力,推动党组织思政工作创新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

人伦关系内部的焦虑和冲突——浅析《促织》中的成妻和成子的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蒲松龄对“骏马易虫”的改写使《促织》中的家庭伦理关系结构趋于完整,并凸显了人伦关系内部的焦虑和冲突。《促织》中成名的妻子和儿子是传统“三纲”伦理关系中的从属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视角对俩人在各自伦理位置上的生存焦虑进行分析,力图展现他们真实的生存焦虑和生存困境。通过对社会权力关系底层(女性和孩子)内在冲突和人性异化的分析,深化对小说悲剧性的认识。

英加登文学作品结构观的意向性分析

被韦勒克誉为“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的波兰美学家英加登,运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现象学还原等方法,构建了一个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领域的庞大现象学美学体系,这一体系奠定了英加登在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英加登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深刻,但是在一些影响力广泛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却仍存在常见的“误解”。本文围绕英加登文学作品结构观展开,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出发,详细说明英加登如何将意向性理论应用于其文学作品复调式的四层次结构理论构建中,从而形成对其文学作品结构观的全面认识。同时这一系列说明可以纠正国内外研究对英加登研究的常见“误解”。最后提出英加登文学作品层次结构理论的意义与阅读分析文学作品的启示。

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

旅游表演是旅游体验的重要来源。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已发展起以大型广场巡游、音乐舞蹈史诗演出为主,辅以景点表演、节庆活动、以及影视多媒体技术支持的旅游表演体系。大型旅游表演的生产流程包括原创和融资、主创和设计、表演场地和舞台制作、相关配套设备和服务采购、演员排练、节目中试、宣传和营销、正式公演、演出产品的后期组合和拼装、版权产品开发和销售以及演艺节目的对外输出等11个阶段,并与相关和配套服务产业共同构成庞大的旅游表演产业体系。通过艺术和商业的融合、功利和公益的兼顾、不同生产环节中本地-外地关联业务的分工、创新和变化,形成福特-后福特双重机制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

喀什与深圳文化产业合作的前景与路径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和喀什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战略叠加实施,国家将喀什中心城市圈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为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空间。＂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既面临着产业增长、产业升级和＂走出去＂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基础薄弱、驱动不足和支持体系不完善等诸多挑战。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丛书》总序

比较文学是本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表明了本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变化,即各学科的相互切入、渗透、融合。比较文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主題学研究、文类学研究、文学史方法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文学流派影响研究、科际整合等等。比较文学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文学研究、文艺批评、文艺理论都将在比较文学的带动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深圳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与发展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圳担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现代化“是一个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现代化直接影响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因此，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先进的文化，就成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重要标志。正确认识和评估深圳文化建设的现状，探讨深圳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明确深圳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中村文化的结构与变迁——以深圳为例

城中村文化成分复杂,原住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家族纽带和土地崇拜传承农耕文化精神,以民俗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本土文化得到坚持与弘扬。原居民的文化自觉开始形成,并与由外来流动人口形成的移民文化汇流,通过网络建构的城中村虚拟文化空间也发挥出独特的文化功能。城中村已经成为深圳人集体的文化记忆和城市记忆,城中村文化的多元、包容、和谐、先锋和创新特征和平等性正散发着积极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圳文化变迁

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圳文化变迁以超越传统、催生新文化形态为标志 ,以精神文化的变革和更新为突出表现 。

价值文化变迁与深圳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与城市特有的价值文化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在深圳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价值文化的变迁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在深圳的三次城市总规划中表现出从速度到质量、从物质性一元到文化多元的价值更替,这建构起了不同时期深圳城市制度实在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共时分析中,深圳多元价值体系有着一些独特的结构,这种特殊性也在当下深圳城市建设的事实性层面带来了相应的难题。

张裕钊的创作分期及其在莲池书院的散文创作

张裕钊的诗文创作可以以光绪九年(1883)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其诗文创作的探索、繁荣期,后期为其诗文创作的成熟、衰落期。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创作的散文,是其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其中《重修南宫县学记》、《夏润之孙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寿序》两篇最能体现张裕钊后期散文"以意度胜"和"词峻以厉"的特点。

深圳文学的主要缺失

深圳文学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深圳文坛产生了众多在全国具有首发性的文学现象和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首开90年代少年写作风气之先的深圳少女郁秀创作的<花季·雨季>曾风靡全国,至今仍畅销文坛,引领着众多少年写作者步入文坛,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擅长'制造新观念'的刘学强有关特区青年更新观念的散文集<红尘新潮>曾引发全国青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深圳新观念'讨论,很多内地青年读后毅然南下投奔深圳;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以文化观念上的前卫与大胆引起了文坛的惊讶与欣喜,那铿锵有力的主题词'你不可改变我'一时成为中国青年的座右铭.1980年代深圳文学曾经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19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介入文学领域,部分深圳作家开始文学'造市'实践,作品经过转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造成深圳'严肃文学通俗化'趋势的形成,这种倾向在数年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如上所述,深圳文学曾经拥有辉煌的过去.但近年来,随着普遍性的文学的式微,深圳文学似乎衰落了,在全国城市文学地图中呈现出明显的缺失和一些病态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