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学研究从“文艺美学”到“艺术美学”的发展之路

美学原本就与艺术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它在很长时期里都是艺术研究的核心。由于这个学科名称在东亚的汉字翻译,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使得对于“美的本质”的研究在中国美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的提出,对于这种研究状况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调整,在美学研究的发展和文艺学的美学转向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双赢的效果。当前,艺术研究一方面有着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与美学脱钩的倾向。加强美学与艺术学的结合,倡导艺术美学,对当前发展艺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重写鲁迅”到“弑父”——对美国华人学者鲁迅批评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的鲁迅批评经历了审美批评、传记批评到解构批评的范式变化,与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了同构关系。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后殖民思潮影响下,美国华人学者的鲁迅批评呈现出一种理论化趋势,对源头、总体性的批判性审视,使其普遍表现出极端的“弑父”倾向。在批评策略上,他们将“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视为国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并以怀疑主义的态度不断解构鲁迅的作者意图,从而颠倒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全球化的理论扩张尽管不断推动美国华人学者鲁迅批评的理论化和多元化,但也导致批评权力的独断,以及过度阐释、理论同质化、忽视文学事实等弊端,需要从认识论层面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

解构的行动属性和行动效应——以英语世界鲁迅批评为中心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20世纪80、90年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黄药眠美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以《论食利者的美学》为中心

黄药眠在“美学大讨论”发动初期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提出了美在“社会存在”的重要观点,并与朱光潜争论,对此后的美学的论争和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黄药眠的其他一些美学论文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他对“价值论”的重视,给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走向社会实践的艺术:参与式艺术的批评话语与理论启示

随着我国城镇化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建设,艺术介入城乡发展新格局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也催生了对关于“艺术之社会参与”的理论的需求。以参与式艺术作为分析对象,立足前卫美学的三股理论思潮和两派批评论争,可以通过审美的自律与他律之辩来反思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参与式艺术在艺术美学上的最大突破体现为对间性关系的开启,它使艺术成为在作者、作品、观众与世界之间进行沟通的关系媒介。参与式艺术的理论研究有助于促进艺术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跨界融合,而当前国内涌现的许多创作案例也说明当代艺术在继承文艺“为人民”传统的基础上,正在深度融入城乡空间重构和日常生活重建。

拓衢路,置关键:蒋述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

蒋述卓基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立场,从多重维度深思明辨,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起到了“拓衢路,置关键”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诗学突破了以范畴为核心的话语形态研究的局限,拓展到了古代文论的学理层面,注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思维方式、批评形态研究。在研究路径方面,在文化诗学视域中,蒋述卓开辟了历史价值还原、中西比较融通及当代批评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中西古今交汇贯通的文化格局。在研究意义方面,文化诗学在文化、文学与文论的复合关系中审视并发掘出古代文论研究在文化建设、人格塑造、审美超越与话语创构方面的学术价值。

异域之境: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意义——评《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

闫月珍、蒋述卓等人所著《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研究视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在对海外华人学者100多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全景式的扫描之后,按照他们各自的学术论域,以较大的篇幅阐释了他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贡献。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比较诗学开拓,徐复观、唐君毅等人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中国抒情传统建构,以及“非虚构”诗学研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潮流中的理论与批评转向研究等,均启发了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影响深远。

论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时代课题,这对中华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编辑部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以"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为题撰文与学界共享,以期推动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感物美学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动机的理论自觉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充分注意到文学艺术创作发生时作家、艺术家的动机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言说。其理论自觉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内在动力,它必须借助于外物激发才能显现出创造的价值;第二,在创作感物的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隐蔽的,从而,形成了创作动机的确定性与隐蔽性特征;第三,创作动机促成了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

美学的世界与世界的美学：走出“冲击与反应”模式

现代中国美学史总是被“中西古今”这一大问题所困扰.如果说,这一问题在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也存在的话,那么,在美学中,它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美学是从西方引进的.

探索美学新的宽度与深度——高建平教授访谈

本文通过对高建平教授的访谈,深入探讨了"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定位,"美学的复兴"的内涵及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乃至文明进程的意义,西方美学的资源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激活和实现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美学如何才能体现出"中国特点",当下社会生活中美育如何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如何深化开展以及当下美学学者的使命与担当等中国美学学科发展建设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了美学研究的新的宽度与深度。

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

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

杜威中国之行及其艺术经验论的理论创新

百年前,杜威携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开启了为期两年的中国之旅,引起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此次中国之行也为杜威哲学思想的成熟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杜威的美学思想鲜少被中国学界谈及,但其美学主要代表作《艺术即经验》多次被译介,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之深远。其中,“活的生物”概念、经验论、表现论、形式说等观点凝结为“艺术即经验”学说,成为杜威美学体系的基本构架,而由此发展出的艺术的三个连续性的观点,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书写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史--《20世纪中国美学史》总序

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20世纪初年才被引入到中国的。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美学通过吸收外来资源,挖掘和阐释中国古典资源,在争论中进行独创,从而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美学的发展,与中国百年来社会变迁,文学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中国美学史》将这一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世纪之初到"五四"前后,从20年代到40年代,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以及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分别叙述这四个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相应的美学发展情况。在写作中既突出重点人物,同时也注重各时代众多人物的扫描,从而提供一个世纪的美学全景。最后,揭示美学这一学科在新世纪的走向和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景。

落日余晖仍从容 最美海上夕阳红——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时间：2017年12月10日 地点：深圳市益田村中心高层胡经之先生寓所 聂运伟：胡老师，您好!看见您白发鹤颜，精神矍铄，真是令人欣慰。上次来深圳拜访您，还是20世纪90年代，当时您住在深大新村，窗外到处是工地。现在您的公寓高居22层，从这客厅放眼望去，如同登高眺远，窗外美景一览无余，美不胜收。

天人合一:感物美学的哲学根基

感物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它的产生是天人合一的化育,它的理论的生长也应归因于天人合一的涵养。感应是天人合一的核心意涵。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地万物一气贯通、相互感应的理论,成为感物美学的理论基石。感物兴情是物在先,情在后,物引发了情的发生。托物寓情是情在先,物在后,情寻物去寄托。它们都离不开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基础。离开古老的天人合一,我们无法认识感物美学的实质。

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物兴情”论

“感物兴情”作为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一种类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发传统。这一传统的典范意义与理论价值十分重大。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及思想情感的契合,产生了奇特的审美效应,不仅完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文学艺术创造,展示了作家、艺术家的独特性,而且,还彰显了自然物色的价值,完成了自然物色本身由死寂到生动、由本色到华丽的伟大转变。社会现实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物、事,由于他(它)们与作家、艺术家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地成为感发之源,能够自觉、主动地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创作的行为。社会现实生活之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还因为作家、艺术家本身就处于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能够深深体验并理解其中的悲与欢、忧和乐,切实与之产生感应。在感物兴情的过程中,物、情的律动都是物所主导的。物在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中的作用值得深究。

中国传统美学进入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历程

中国古人留下了丰富的美学和艺术思想的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接受态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随着革命的发展,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展现了从经由辨识而有选择地继承,形成“古为今用”的方针,再到当下形成对传统全面研究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当今美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典型”与“形神”——中西文艺理论、美学关于艺术形象认识的差异性解析

“典型”在西方有漫长的发展历史,是西方关于艺术形象的最高规范。亚里士多德、达•芬奇、歌德、黑格尔、别林斯基等人都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典型的形象特征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个别性或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对艺术形象的认识是“形神”。形就是外形、外貌,神则是精神、气质。中国古人强调形象的创造既要写形又要写神,力争做到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典型与形神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差异性很大,西方典型的美学追求是理性、真理、规律,古代形神的美学追求是气韵、趣味。这正体现了人类审美追求的多元。在文学艺术观念与形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新审视典型与形神关于艺术形象的理想追求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