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若干思考——以深圳探索经验为视角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公平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现实需要,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措施。从实施运行来看,个人破产制度应明确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不同程序的准入规则,引导债务人选择合理的个人破产程序。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个人破产信息依法登记与公开、金融机构小额债权代位行使、个人破产庭外和解等制度,同时明确政府承担个人破产事务管理、个人破产事务咨询与援助服务、个人破产风险监测等职责,确保个人破产制度行稳致远。

个人破产立法中的争议与抉择——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例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是我国首部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地方立法,弥补了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的空白,为我国制定全国性个人破产立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在条例的起草、修改过程中,一些涉及立法目的、权能架构、程序设计、破产公开的重大问题引发了争议,这些问题包括:救济贫困与促进经济发展是否应当兼顾;破产审判权与破产管理权是否应当分离,我国是否需要设立专门的破产管理机构,构建破产审判权与破产管理权分工协作的破产办理体制;如何确定清算、重整与和解程序的功能定位,破产重整制度与破产和解制度是否有必要同时并行,个人破产制度需要怎样的和解制度;破产信息公开的正当性何在,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形式将破产信息公开上升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保护个人破产信息中涉及的个人隐私。本文对这些争议问题做了梳理和剖析,对其他争议事项则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

我国跨境破产的实践发展和路径探索——以全国首例香港地区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案的审理为视角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率先实现跨境破产合作的制度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全国首例认可和协助香港地区破产程序案件。以全国首案的审理为视角,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涉跨境破产因素的典型案例,总结我国跨境破产从早期地域保护到当前开放合作的实践发展历程,为建立健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跨境破产合作机制提供实践启发和思考。

个人重整计划强制批准便宜主义研究

个人重整制度与企业重整制度在形式上和程序上存在很多共同点,但二者也存在本质差异。个人重整与企业重整的性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清偿率作为批准重整计划的单一依据和首要考量因素。在强制批准个人重整计划时,人民法院可以借鉴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便宜主义”做法,“便宜主义”不同于清偿率这样的可量化因素,而是增强或减弱强制批准个人重整计划正当性的一系列因素,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根据实质优先于形式的原则快速作出裁决,尽可能避免过度消耗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时间,保障重整程序的高效性和经济性。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案件,应当安排特别措施来保障债权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并强化反欺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