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是当今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特征,无论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工具的准备,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的影响机制。基于此,论文以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以创新体系、差异性和人口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协同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创新体系对系统协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近人口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效应强度;经济子系统不仅直接作用于整个大湾区的系统协同,而且也是其他因素产生协同作用的中介,经济子系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口子系统有其自身的惯性,调控的空间相对有限,而环境子系统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关政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

家庭结构转变与生活能源消费——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公开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均家庭规模和家庭规模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用于生活能源消费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采用的技术方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区域家庭结构分析数据难以获得的问题。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平均家庭规模和家庭规模结构的变动趋势具有内在规律性,表现出1、2人户占比上升,3、4人户为主,5、6人户占比下降的家庭结构变化特征;1人户和2人户占比的上升是生活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家庭因素,其贡献率之和达到25%左右;人口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变化有其自身的惯性,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增长具有刚性作用,在趋势估计情景下,人口因素和家庭因素的贡献率之和已经超过了消费水平的贡献率。大湾区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家庭结构变化的潜在影响。

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模拟与预测—基于改进的Bi-logistic方法

平均家庭户规模是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指标,但现有的模拟和预测方法存在数据要求高、无法直接关联人口事件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通过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两个指标模拟和预测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方法,通过分段Bi-logistic曲线拟合,将人口流动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直接关联起来。模型准确性检验显示,10年期的模拟误差可以控制在5%以内,20年期的模拟误差可以控制在10%以内。该方法显著地降低了对数据的要求,能够在简单数据要求的基础上模拟和预测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过程,对于缺乏动态家庭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和小区域的家庭动态变化研究有积极意义。

汶川地震灾后生育模式变化的归因分析

自然灾害引起的生育模式变化及其对人口变化的深远影响,对于灾后重建和人口恢复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统计描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因素分解等方法,对出生队列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分离出地震灾害的净影响。研究表明,地震灾害对灾区人口的生育模式产生显著的影响,短期内对生育水平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从而使得出生人口数量偏离原有的趋势,灾后生育水平约为灾前的80%。地震灾害对人口的影响除了直接的伤亡以外,还有生育水平因灾'额外'下降导致的出生人数下降,降幅近10%。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恢复,灾后生育水平也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城镇地区的恢复进度滞后于农村地区。

基于人口-环境关系的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有效性分析

为分析中国各城市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政府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数据,根据人口与环境关系理论构建定量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对抑制私人汽车的过快增长有一定作用,但政策效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实证分析发现,贵阳市政策效应并不显著,而杭州市的政策效应比较小,因此,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可能并不适合二、三线城市。尽管人均私人汽车增长是人口、经济和家庭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但人均GDP是最首要的驱动因素。许多一线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库茨涅茨环境曲线拐点,人口和家庭条件也不支持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这也是未来政策调整需要考虑的方面。

中国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动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对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和家庭户规模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用于居民消费变动的因素分解。研究发现,平均家庭户规模在2.5人/户左右波动,形成了以1、2人户占比上升,3、4人户为主,5~7人及以上户占比下降的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特征;1人户和2人户占比的上升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家庭因素,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强度超过了消费水平;人口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变化有其自身的惯性,对于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刚性作用,在趋势情景下,人口因素的消费拉动作用下降、家庭因素的消费促进作用上升。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政策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