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同生产理论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以深圳市D社区为例

如何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研究和实践进展中的重要问题。文章对深圳市D社区的“聚光联盟”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从“主体-动力”“行动-过程”“制度-空间”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剖析,发现D社区社会治理项目整合了基层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并演化出基于共同生产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遵循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制逻辑、建构“差序-协同”的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制度化管理塑造高效的行动情境等。这一治理实践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创新文化建设视角下深圳光明科学城发展思考

光明科学城是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先行启动区和核心承载区,2022年,光明区围绕科学城发展提出了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科研经济先行地,创新人才集聚地”的目标。从创新文化建设视角看光明科学城的创新实践:大科学装置为科技创新和创新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平台支撑,高层人才的集聚为创新文化的发展提供活性要素和能动性,而协同创新氛围、科技成果转化等机制的完善则能激发出创新活力,形成创新思维和创新价值观,诸多创新要素的整合以期孕育出特色鲜明的创新文化。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与职业教育发展若干思考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对深圳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高要求,深圳应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全球标杆城市,补齐职业教育的短板,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坚持高端化、国际化等原则,公平对待公民办职业教育,多方共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社会、企业和学校之间建立联合培养高端技能人才的机制,打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终身教育体系,扩大高技能人才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深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趋势研究

利用深圳市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产业组成和劳动力要素的分布和演进趋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静态和动态测算。结果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圳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基本趋同,变动幅度趋同,二者能够达到协调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政府应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自由发展,对产业人才引入适当给予引导和支持,培养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并不断改进人才素质结构,以适应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和先进化转型升级。

深圳人才国际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推进深圳人才国际化,应借鉴先进的国际人才引进理念和方法,结合深圳的现实情况,确定深圳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和发展定位,培养国际化的干部队伍,成立专业的政府猎头机构;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契机打造国际科技人才集聚地;以前海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国际人才引进试验田,创新国际及港澳人才引进制度;发展国际教育,推动中小学双语教育培养本土国际人才;发挥移民文化优势,营造国际化的社会软环境,打造与世界城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人才服务区。

光明科学城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文章在分析光明科学城现状及与其他科学城对比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科学城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提出光明科学城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即:坚持以推动产业为导向,带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才集聚为根本,探索人才制度先行先试;坚持以协同创新为原则,以点带面发挥辐射作用;坚持以迭代性和适应性为理念,不断完善科学城建设的规划。

光明科学城人才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0引言科学城是集聚科学装置、科研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的特殊城区,以基础科学研究为核心,联动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城一般位于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范围内,是科技创新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城是创新链条较完整、创新要素较齐全、城市功能较完备的科技园区。科学城是以开展科学研究、发展高技术产业为主体,将科研、教学、生产、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居住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新型城区。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向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主题,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从价值取向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蕴含着观照全生命周期的人本性价值、致力公平普惠的社会性价值和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发展性价值。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遵循着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动力生成逻辑、不同类型职业教育横向融通的要素协同整合逻辑和多元主体内外联通的共享逻辑。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为:聚焦打造技能强国,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完善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助力“人人成才梦”,培育大国工匠与能工巧匠。

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战略力量。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在管理运行方式、开放共享机制、成果转移转化以及监督评估体系等方面进行诸多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现已基本形成以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为引领的实验室体系,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的相关成功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共享、深耕细作、先行先试,在管理模式、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考核评估等方面走在全国实验室体系管理的前列,助力我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世界科学城的演变历程及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先后建立了一些科学城,这些科学城成为地区和国家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战略平台。本文在总结和借鉴世界科学城70多年发展过程和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科学、城市和产业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硬件条件,但是从科学城的演进趋势和历史中还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科学城若要成长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节点,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还要加强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和创新服务等软环境的支撑。

新冠疫情下的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干部队伍的一次全面大考,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引起高度重视。身处疫情之中的湖北武汉基层社区,成为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首位渠道和保障居民物质供应的前方阵地。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建立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方法,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方位、全场景、全链条、全要素的“全周期管理”模式,自下而上从治理主体、治理模式、治理供给、治理力量彰显制度优势,努力探索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批判与归正: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审视

价值取向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南针”。我国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并始终存在着工具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论争。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极度工具主义价值取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主要体现为:过分追求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导致职业教育多重价值的流失;以“就业”为唯一的办学目标,导致职业教育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以“工作过程需要”为唯一依据的课程设置,导致了职业能力内涵的片面化。当前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应回归人的全面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调整教育目标,使之从培养“职业人”向培养“完整的人”转变;调整职业能力培养面向,使之既能面向当前确定性的职业要求,更要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职业要求;调整社会功能,使之从“社会阶层的筛选机制”向“社会公平促进的机制”转变。

我国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必然、内在价值与路径选择

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既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由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同时技术迭代与职业教育高阶化发展趋势也必然要求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具有三种价值内涵:产教融合发展可以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提升职业教育的生产性价值;普职融合发展可以拓展学生发展渠道,彰显职业教育的社会性价值;科教融汇有利于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凸显职业教育的技术价值。为更好地促使现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政府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提升职业教育主动融合发展的能力;需要构建多元共治与多向共生的治理结构,消除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壁垒障碍;需要构建可持续的互惠多赢机制,形成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内生合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经济发展达成量与质的统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意味着职业教育体系在纵向上实现层次贯通与横向上实现结构布局合理。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面临着双重现实矛盾,即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与人才需求规格之间的矛盾,人才培养体系与类型特色之间的矛盾。为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需要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创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体系;需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升级现代职业教育的层级体系;需要构建多主体参与协同机制,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测度研究

本文采用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速度,找出了集聚强化、集聚形成、集聚退化和集聚劣势产业。实证结果全面地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现状,同时根据产业集聚现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产业发展对策和建议。

社会组织合法性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民间社团等团体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否合法、能否按规范开展活动等却是社会治理实践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对社会组织合法性内涵及其在社会活动中应遵守的规范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探讨,这对厘清社会治理实践中坚持依法治理原则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家庭的自有住房与子女学业成就的关系——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研究

家庭自有住房作为重要的家庭资产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一定影响。为分析我国家庭自有住房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住房稳定性、住房所有权和自有住房数量不一定明显地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和认知能力,但可以明确的是现有住房价值对子女的认知能力能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由于“学位房”的存在,这一结论基本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我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政策层面上,政府更应该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均衡和提升家庭自有住房的价值等方面完善住房政策以及教育配套措施,实现家庭住房从“量”到“质”的飞跃,缓解由于家庭自有住房价值差异而导致的儿童教育不公平现象。

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制约因素分析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北、上、广、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通过厘清绿色发展系统内在理论机制并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以北、上、广、深为典型代表的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探究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绿色发展水平依次排序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各城市的短板不一;各准则层的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呈上升趋势,但是绿色生活这一指标逐年下降;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障碍因素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增长质量,并且绿色生活指标的障碍强度持续上升。最后,提出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未来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也集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和科技创新人才。本文针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形成合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需要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先行先试,打造领先的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二是以点带面,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共同体;三是产研结合,建成完备的科技创新载体群;四是优化服务,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群;五是以人为本,建立舒适的科技创新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依据2000—2020年相关统计数据,基于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现状、耦合协调现状及其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作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两个子系统,二者发展轨迹基本吻合,但是各城市差异较大;从时间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形成了“高耦合低协调”的状态,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还没有达到稳定、优质的耦合协调状态;从空间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了以中国香港、广州、深圳三个核心城市中高水平耦合协调,其他城市低水平耦合协调的“三个核心组团-大范围低值连片分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