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成果及其模式特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最高成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本文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之后,通过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入比较,显示其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对后者的超越,从而说明自身独特的模式特征和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最高成果。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前史

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应该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本文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和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三个方面,阐述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渊源,认为这三者构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前史。

深圳社区治权的来源与分配研究

社区制改革以来,深圳社区治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公共治权进行分配,一是对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配了社区治权,形成了国家——自治"两权共治型"社区制;二是将社区工作站所掌握的公共治权授权给社会组织,进而建构国家——社会——自治"三权共治型"社区制。在对三权共治尤其是共治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抽象后,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秩序,即"三权共治"的"共治民主秩序"。

1956年毛泽东“走自己的路”命题的时代背景考察

习总书记在言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曾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共八大前后党的群众路线的逐步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八大前后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自觉,又是由于当时独特的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和坚持群众路线,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讲话精神

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创新和重要指导。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性修养的重要讲话又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讲话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工程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讲话内容主要涉及有：党性修养的重要性；党性修养的内涵；党性修养的方法等方面。

群团组织的角色定位与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对完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相对忽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面对经济社会变迁对传统工作支柱、方式与组织威信的挑战,群团组织只有自觉调整角色定位,才能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发挥独特作用,做好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网络公众参与

网络公众参与作为在现代传播媒介下所展开的公共对话、讨论的过程,是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近年来网络公众参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公共对话、讨论缺乏"理想的沟通情境",而这一切与社会资本缺失直接相关。要提高网络公众参与的有序性与有效性,必须全方位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

“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贴近中国实际与实践,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引领并服务于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对于建成全面小康意义重大。

当代资本运动的逻辑演绎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资本主义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实质都是资本运动。当代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资本社会化、资本自由化和虚拟资本运动主导着三大事件:资本社会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动力,是其动因与实质;资本运动扩张,尤其是资本自由化扩张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和根本实质;虚拟资本运动的过度疯狂则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和必然结果。本文在揭示三大事件的资本运动内涵与本质的基础上,把这些事件的资本运动方式联结起来,勾勒了当代资本运动逻辑演绎的基本画面。

法治融贯性与网络参与

市场经济大潮催生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产生,也催生了民众的权利共识。这种共识与国家具体法律发生冲突时,引发民众法治融贯性要求和网络参与。文章以房屋拆迁自焚案和孙志刚案为例,凸显法治不融贯之现状,探讨不融贯之原因是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不平衡,提出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之融贯为基本路径推动融贯建设。

简论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政策应对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公众参与日益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综合分析,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公众参与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深入,促进了法治化进程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属性,很可能会对舆情传播带来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公众参与应有的效果和质量,甚至威胁到社会和谐和干群关系。因此,如何规范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引导公众参与在一个有序、合法、理性的状态下进行就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首先,必须实行政府"自我革命",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必须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理互联网空间;第三,必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理性、平和、守法的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