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及其诗学呈现

艺术领域有很多跟浪漫主义密切相关的观念。其中,自然观念或许是最包罗万象、最易引起共鸣的。唯一能与其平分秋色的要数人类头脑之创造力的概念,以及诗歌想象力的力量。本文考察了自然观念在法国大革命思想成果中的概念起源,又爬梳了它从德国的席勒、施莱格尔到英国的华兹华斯的流变,进而指出,浪漫主义的"自然"主要指想象空间,而想象空间反过来又大多源于自然的意象。浪漫主义的自然就是梦境中的自然。

比较文学始于流亡——论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与尧斯

比较文学始于流亡,而流亡本身,归根结底,一直引导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深刻反思。为此,本文特意考察德国20世纪三位至关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尧斯。他们都有各自的流亡经历,关注他们著书立说的不同背景,尤其是当时德国的思想语境,将使我们更加直观而真切地理解流亡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流亡让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不得不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尧斯的笔下则显然没有这种困境。比较文学始于流亡,但紧随其后的不是审美的挣扎,而是道德的挣扎。比较文学或许始于流亡,但肯定不会终于流亡。

陌生的方法——布鲁门伯格与罗蒂论隐喻

隐喻乃帮助人类进步的实用工具,对隐喻的这个理解仍然是布鲁门伯格著作的重要假设,同时也成为罗蒂新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布氏的隐喻学影响了罗蒂,而罗蒂也以布氏为同道。布氏为罗蒂提供了一个思想史模型,按其设想,这是绝对隐喻(其在传统中仍具有潜在可操作性)的概念不断恢复或转化的过程。另外,布氏还为罗蒂呈现了一个设想为哲学实用主义的起源(和胜利)的现代性模型。不过,二人的研究仍然有很大差别,因为罗蒂开创的方法与布氏的隐喻学方法方枘圆凿。布氏眼中隐喻的实用作用,其实是其隐喻学研究的对象而非方法。隐喻湮没于语言的本义,然后才谈得上实用主义的胜利;而隐喻学的任务在于,点明那些在日趋实用的过程中变得平常的隐喻。

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中道而止还是失之交臂的对话?

面对欧洲的危机,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给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虽然他们的意见时而相左,但不乏共通之处。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思考,为何像德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出现大屠杀。在他们看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或连续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尝试借欧洲文学,通达世界文学。故而,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关系,应该是对话而非敌对的。他们的对话围绕三个话题:一、文学中的历史意识;二、文学现实主义与喻象表达及讽喻表达的关系;三、民众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理查二世》、布雷克顿与政治神学的终结

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以文学材料与法律材料为基础,重构了中世纪国王二身的喻说。这个喻说正是"政治神学"最有效的范例和工具。1922年,施密特在韦伯(其"祛魅"概念明显源于神学)的纪念文集中,提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术语——政治神学。19世纪20年代,从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到雅克·德里达、乔治·阿甘本等诸多哲学家,围绕国家主权问题,就法律与政治学的神学基础展开持续讨论。遗憾的是,政治神学构想的方法论问题(包括从罗马帝国,经基督教的中世纪,到莎士比亚与霍布斯的现代早期)并未得到细致考察。但1966年汉斯·布鲁门伯格与施密特的论战,以及米歇尔·福柯的晚期作品,充分体现了方法论关切,并做了大量文学阐述。

美国小说实验近况

本文从美国政治话语入手,分析美国小说最近的转变。作者利用巴赫金的长篇小说话语分析理论和杂声思想,通过考察《苍白的国王》和《我爱迪克》指出,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典型的小说模式,无论主题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偏移,而该偏移乃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使然;另外,还应严肃考察文学批评的规范与传统手法,是否可能被这些作品破坏。

修辞转化与浪漫的诗学

浪漫主义代表了欧洲文学传统中决定性的断裂,这是因为它剥离了具有理论与教学意义的修辞法则,而后者连接了该传统与其古代根基。从传统意义上看,浪漫主义的诗论或者文论不是修辞理论。然而,近来解构主义批判中修辞术语的复兴,从一开始就主要利用浪漫主义文本,来展现自己的说服力。修辞批判的结构性质,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与文论的双重佐证;这就说明,18世纪末传统修辞法则的消亡,伴随着重新思索核心的修辞概念。浪漫主义与修辞的关系,与其看成对传统的摒弃,不如看成对传统的转化。浪漫主义修辞是具有自我繁衍体系的修辞,其中的体系通过在它们产生的元素中建立递归环而形成。这样的修辞必定包含自身,也就是把自己的理论架构,理解为自我组织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