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立法的若干问题刍议

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行，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我国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导致了无论理论还是实务的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法律疑问自然很多。学界和实务界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的呼吁，尤其是实务工作者，对通过法律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矫正范围、工作程序、法律依据等期待尤甚。本文以社区矫正实务为视角，试图通过阐释社区矫正实践中的法律障碍，提出社区矫正立法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论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与认定

围绕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标准、过错形式、过错认定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民法理论中过错问题的解析及其对其他国家（地区）公证立法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公证行为的特点，从提高公证公信力、控制行业风险等角度，提出：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应适用客观标准，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形式应该采用区分主义．并从违反效力义务、说明义务及其他法定义务三个方面对实践中可认定为过错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探讨。

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自古就有乡治调解、宗族调解、行会调解、亲邻调解的法文化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缓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东方经验”，并被西方国家借鉴而有所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转型，使社会结构。

浅谈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法院案件增多、人手显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案件质量和法院声誉受到影响。在这样情形下研究人民调解和人民法院诉讼调解的相关联问题,对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的衔接及减轻法院压力等问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和实际意义。

试论安置帮教制度的法律构建

法律冲突、强制帮教阻碍了刑释人员基本权利的自然回归。充分保障刑释人员的基本权利，应该进行法律清理．以保障刑释人员基本权利的回归为核心，确立非强制性的安置帮教法律原则，建立分类帮教和安置制度。

试论人民调解前置的价值与可行性

社会主流意识对诉讼的推崇和对民间调解的轻视，使传统调解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趋于瓦解，制约了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人民调解前置制度可以从制度上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的机会，不仅有助于做大做强人民调解，而且可以使诉讼文化出现某种转变，恢复法院维护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我国，实行人民调解前置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关于完善我国公证赔偿责任制度的思考

针对公证赔偿责任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公证立法方面的经验，要从明确公证行为和公证机构性质、确定公证赔偿责任范围、建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区分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形式、细化公证赔偿责任的过错认定标准等五方面着手加以完善。

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与认定

一、公证赔偿责任的过错标准过错的判断标准是指运用何种尺度和方法来判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①对过错的判断标准有三种意见：一是主观标准说，认为应依照行为人能否预见其行为会造成什么结果来决定其有无过错。二是客观标准说，认为应通过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行为人有无过错。三是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认为过错的判断标准应该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着力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

罗湖区是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个建成的市区,现有面积78.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多万人,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商贸、金融、信息中心,也是客流、物流中心。随着特区的快速发展,人口、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环境的日益纷繁复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为此,我局在重视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在提高调解人员素质上下功夫。我们采取灵活多样、新颖活泼的形式,加强调解人员的培训和学习。一是建立了调解人员分级培训制度。去年,我局先后举办了3期每期两天的培训班,对社区627名调解员进行了集中的培训。

“量体裁衣”助老人回归家庭

随着社区矫正人员总数逐年攀升，老年矫正人员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老年矫正人员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社区矫正人员的特点，采取“量体裁衣”的方式，为这些特殊人员提供心理关怀，有助于帮其渡过“灰色地带”，推动他们顺利融入社会。

“一站式”服务高效化解保险纠纷

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和保险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交通事故导致的赔偿纠纷数量逐年攀升,由此涉及的汽车保险纠纷也日益增多。为给辖区群众化解保险合同纠纷搭建一个快捷、便民、有效的平台.

信息14则

浙江成立省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举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仪式。该中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设立,分别在省法院和省司法厅挂牌,由调解主办人或特邀调解员对行政争议进行协调化解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门平台。中心成立后,对于向浙江省政府和集中复议的省级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向省法院起诉的行政争议,承办人或承办法官将引导申请人或原告借助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以推进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减少行政案件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