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当代史展陈的两种叙事模式--以《深圳改革开放史》与《香港故事》为例

展览的叙事性设计是目前展陈设计的主要形式。《深圳改革开放史》与《香港故事》两大陈列作为深港两地各自的唯一官方通史类展览,在叙事性设计方面做得都很出色,并分别代表了宏观叙事模式与微观叙事两种模式,前者立足宏观历史背景,阐释宏大历史主题和历史发展道路,后者讲述普通市民生活以及对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分析两种叙事模式的利弊与成因,对当下博物馆历史类展陈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历史变迁及其阶段性特征

伴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胎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经历了早期的探索实践、运作机制和制度的规范化、全面深化试点改革的历史变迁。本文回顾和梳理了社区股份公司的演进和变迁轨迹,探寻改革对策,有助于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立法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全国首个经济特区,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本文系统梳理了一系列的变革实践与成果,及其对地方立法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突破性贡献,分析了其在高度城市化和土地资源短缺时期的探索实践活动对全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借鉴作用。

从历次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经济特区解读其历史使命

深圳经济特区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自设立以来一直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每当面临争议、彷徨、迷茫时,历届国家主要领导人都会亲临深圳,重申改革开放的决心,赋予特区新使命,指明特区发展新方向,从而使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迈上了更高的台阶。本文以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为背景,以四代国家领导人赋予深圳不同的历史重任为视角,来全面解读特区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70年制度治党的历史沿革与经验启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管党,必须筑牢制度治党这一基石。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脉络,制度治党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特点有所差异,呈现出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态势,并形成了宝贵的经验启示。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强化制度治党的政治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等举措来进一步夯实制度治党的有效推进,让制度治党在完备的保障机制中得以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对于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深圳改革开放历史文物的界定与收藏

深圳经济特区不辱使命、敢为人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同时也遗留了大量佐证其创造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奇迹的珍贵史料。然而,它们是否可划入文物范畴,历来颇有争议。如何善待与珍藏之更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用规范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厘清改革开放历史文物的内涵与外延,并对改革开放历史文物的分类与收藏等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制度治党研究述评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发挥制度治党的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对制度治党的内涵界定、价值意蕴、存在问题、推进对策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今后,学术界在研究中要侧重解决制度治党在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中遇到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加强制度治党思想的理论构建,在实践层面以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结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进一步探索推进制度治党的实践路径。

新型城镇化不宜效仿深圳城市化转地模式

实践中屡见不鲜的"命令式"、"运动式"征地的城镇化与深圳曾经发生的城市化转地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农地国有化规模和程度的差异,这种极具功利色彩的做法有悖于新型城镇化的精神内核。从两者所处法律与政策环境、利益冲突解决机制和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自我消解功能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切不可效仿深圳城市化转地模式,而应走有质量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笔墨当随时代”:关山月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关山月在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以国画创作的方式参与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围绕关山月抗战时期的艺术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画的改造以及50至60年代的旅欧写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今后的研究在史料范围、改革开放新时期关山月的艺术活动等方面有望取得新的突破。

论深圳土地租赁制度的突破性贡献和土地资源短缺时期的创新实践

文章着重从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土地租赁制度的成功实践着手,阐述了地租理论视野下"租赁土地"与"土地使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初创时期与"土地租赁"并存的几种土地开发模式之差别,并对土地资源短缺时期租赁制度的创新运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深圳城市化转地政策对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而深入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等则直接关系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深圳分别于20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完成了经济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其中,对于原经济特区外的农地国有化,深圳实施了不同于以往征地模式且较为激进的转地政策,在有效缓解了工业化、城市化土地需求压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和难题。分析深圳城市化转地政策的效果及影响,并从中获取有益启示,有助于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进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试验。

深圳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述评及展望——以现代文明社会理论为视角

自建市以来,深圳在全国较早探索了能够适应日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运用有限政府理论视域下现代文明社会四个领域理性划分并重叠交叉的分析框架,将看似繁琐复杂的改革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认为政府在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过程中将政治权力进行了重新制度性分配:政府通过改革自身机构和规范行政行为更好发挥了宏观调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组织日益壮大并对政府和市场起到监督和平衡作用。深圳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将沿着此路径继续深化改革。

深圳行政区划历史沿革考释

行政区划承载了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职能,关系着一个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等各方面。自1979年撤县建市以来,伴随着自身的飞速发展,深圳的行政区划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目前对深圳历史研究的各类著述中对其行政区划历史却没有系统梳理,反而在零散的记载中出现了行政区概念混用及设立时间不统一等问题。文章从概念分析入手,通过查阅历史档案,系统梳理并解释深圳历次行政区划的变迁。

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新土改”的启示

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股份合作公司曾将其实际占有的一块有权属争议的土地出让,此举被称作中国农地入市流通的首个试点,并寄望它能对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起到应有的借鉴作用。然而,关于此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仍然面临着对这块土地权属性质的准确研判、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它对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价值等棘手问题。文章在阐释此块土地权属争议的缘由、相关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分析了这次"新土改"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真正意义。

国家主义派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及演变(1925—1930)

以1927年"四一二"政变为界,1925—1930年间,国家主义派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联国反共"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派着重澄清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从理论上实现了国家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对接与融合,对三民主义基本持继承与肯定态度。在后一阶段,由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国家主义派参与到三民主义"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来,对三民主义基本持批判与否定态度。造成国家主义派认识变化的原因与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

深圳经济特区有偿使用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影响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全国创新试验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历史的演进,其有偿使用土地的制度不断变迁,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具体可细分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方式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方式成熟,以及探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5个阶段。期间所创设的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在有形交易市场公开出让,分层分项设立土地使用权,土地资源完全市场化配置,以及原农村集体土地溢价收益选择分配等代表性制度和做法,均对我国有偿使用土地的立法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西方学者关于移民城市适应性研究的理论综述

自从工业化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化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其结果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对于移民流动的原因、适应策略等,西方学界进行过诸多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户籍制度大幅度松动,大量移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不可否认并且急需接纳融合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学者关于移民城市适应性的研究值得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