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黑龙江农垦调研基地揭牌仪式上的致辞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黑龙江农垦调研基地”揭牌仪式。受院长陈锡文的委派，我们一行很高兴来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代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参加揭牌仪式。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院长陈锡文，代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向黑龙江农垦的各位领导对调研基地建立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本质上是对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发展与深化,展现了党在乡村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走向,标志着我国乡村建设新阶段的开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系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是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愿景的最新概括,是在百年探索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认识升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加快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对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反映了农民对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生活的期盼。

75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

“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最大历史性变迁。迈向城乡中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此推动多元城市生态的形成。在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的四个基本要求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行动路径,绘就一幅多元城市生态的未来图景。

中国水资源配置“两手发力”的实现路径——再论“三权分置”水权制度改革

推动政府和市场两手协同发力,是新时期治水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水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存在多种途径和形式,其中建立水权市场需要满足一系列精细苛刻的条件,加之中国独特的国情因素,在我国建立一套有效运行的水权市场成本很高。回顾2000年以来的实践,我国水权市场改革面临过程曲折、市场规模较小、市场收益有限、制度问题凸显等困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有关理论认识。我国未来可以继续推进水权市场改革,但不宜将一套系统完整的水权市场作为改革目标。为了解决我国水权市场改革面临的困境,更好地利用水权政策工具服务“两手发力”,借鉴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经验,提出“三权分置”的水权制度设计,将水资源的所有权、取水权和使用权三项权利分置,并阐述了具体改革思路及其价值。

读懂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价值唤醒与场域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手工艺传承空间系统设计研究

乡村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其对于赋能乡村振兴、建构文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虽然对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取得了业界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中价值判断片面、生境脱域、主体模糊等问题依旧严峻。对此,本文在场域理论的指导下,主张在传统手工艺传承中坚持系统思维,将传统手工艺与其所处的文化、自然和社会环境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在新时代背景下从角色、技能、时空维度对乡村传统手工艺传承场域进行重构,唤醒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多元价值以满足当下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最后,在白查村案例实践中,笔者通过主体、客体、介体三个向度进一步提出利用数字技术对民族工艺数据归档、搭建传承人团体以及村落综合传承平台规划设计的思路,以期为当下传统手工艺系统性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及案例参考。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收入效应研究

推动农民增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经营体系变革的重要内容,其能否及如何促进农户增收,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定论。文章基于中国13个省份的132个村庄1 385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农业社会化服务识别工具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劳动力非农转移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农户采用农业社会化服务会显著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由此造成两方面的农户收入效应:一方面,劳动力非农转移会直接促进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在生产效率方面弥补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业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农业收入增长。同时,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和非边疆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收入效应存在异质性。现阶段我国距离农业规模经济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由此,应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薄弱环节的发展,为劳动力非农转移创造空间并提供配套支持,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土地调整的实现逻辑及影响因素——基于D村民小组的田野调查

以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视角,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通过一个村组的案例,采用理论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土地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具有复杂的发生逻辑,单一因素难以决定其实现,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作用结果;村庄的自然物质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通用制度规则等外部变量通过影响土地调整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土地调整的选择。在土地调整的过程中,土地调整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容易达成决策和实践的统一。另外,调地传统为土地调整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依据,促成了土地调整的实现。研究结果展现了土地调整的成因与过程,提供了来自试点地区土地调整的经验证据,为理解农村的土地调整问题和二轮延包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中国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人地关系研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我国启动了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工作,表明中国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已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阶段。土地权属不明晰是我国保护地建立的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保护地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导致保护地生态破坏和多头管理等问题。人多地少的国情使我国国家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国家公园试点区内目前存在着的原住民和集体土地,有着极为复杂的产权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土地权属和明晰土地用途,进一步落实自然资源的归属管理和用途管制,最终实现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本文介绍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土地权属和流转问题的由来,剖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土地确权流转案例,并借鉴英美在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管理方面的国际经验,提出了解决我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问题的设想,包括:因地制宜、分步开展土地确权和流转,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试点区与社区共建共享机制等。

水权市场研究述评与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研究展望

水权水市场改革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我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产权明晰、计量监测技术支撑、监管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第三方效应、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总体来看,国内水权水市场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系统探索中国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构建的影响,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特征,提出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模式、交易规则、水权监管制度以及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价政策。通过理论集成和知识创新,增进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为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研究支撑。

大学带城 企业造城 市场兴城 中国城镇化三条新路径

让八、九亿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调动民间力量、社会力量开发小城镇，走大学带城、企业造城、市场兴城的路子是中国推进城镇化三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中国城镇化的新思维:大学带城、企业造城、市场兴城

让八、九亿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资源配置及有关政策方面多向大中城市倾斜,小城镇发展一直处于活力不足、成长不快、发育受限状态,而国家在短期内也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因此,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社会力量开发小城镇,走大学带城、企业造城、市场兴城的路子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村公共治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利用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14个省份450个村庄共7839户农户的农田水利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民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催生新的农民经济组织,推动农地产权交易,改变治理系统的条件,影响农民集体行动,进而增进农村公共治理;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正向调节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不利影响。因此,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增进农村公共治理,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及其对中国启示

十年来,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处于何种状态呢？有两条发展线。一条线,在正规金融体系中,合作金融成份逐步消退。通过农村信用社改革深化,依附在农村信用社这种组织机构内的合作色彩一步一步地褪色,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三级跳,完成了去“合作”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发展之路和基本经验

回顾建党100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责任。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党的历史上农村政策的变革与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中国千百年的封建制度,使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受地主劳役和商人盘剥,因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中国城镇化的新思维:大学带城、企业造城、市场兴城

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社会力量开发小城镇，走大学带城、企业造城、市场兴城的路子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中国粮食期现货价格的相关性为何存在地区差异?——基于市场整合视角对玉米品种的研究

粮食期货与现货价格的相关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基于市场整合视角,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玉米期货市场与不同地区现货市场间相关性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粮食现货市场较低的地域整合度,是导致以往该方面研究得出不一致结论的主要原因,玉米的现货市场整合度较低;对于饲料和工业用途的粮食品种,其加工聚集区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具有更强的相关性;对于口粮用途为主的粮食品种,其主产区的粮食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相关性更强。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的建设,并以此为基础提高粮食现货市场的区域整合度,是发挥粮食期货市场价格引导与调节功能的重要保障。

农机服务、技术引入与中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2018年1385户玉米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包含农机服务识别工具(Probit概率预测值)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SF)模型,以玉米种植为例,考察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在不同要素密集型环节的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采用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并不一定会导致技术效率损失;大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更高,但小农户通过农机服务外包,有助于缩小与大农户之间的效率差距;在耕地、灌溉、收割环节(劳动密集型)和播种环节(半劳动半技术密集型)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呈显著正向效应,而在病虫害防治环节(技术密集型)影响不显著。研究表明,农机服务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重要来源,应重视农机服务的规范和标准化建设,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减小监督成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二维控制机制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有效控制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并以黑龙江省五常市三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合作社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控制:一是通过纵向维度上产前、产中、产后的全产业链控制,为社员提供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和激励相容制度;二是通过横向维度上内部部门与外部机构共同控制,实现质量安全控制职能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基于此,提出加强社会化服务职能,促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通过合理的激励相容制度,增强合作社与社员间的利益联结;中小型合作社要重视与外部机构合作关系的构建,以降低质量安全控制成本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