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国家文化发展水平比较研究——评价框架与实证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举措,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立足国际视角,评估和对比我国文化发展水平,对于谋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构建了国家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并对主要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我国文化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在世界文明贡献度、社会文明秩序和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思想引领力、文化吸引力、文化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但在社会文明风尚、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短板。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民素质,扩大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基础研究、知识创造将更加呈现跨学科交叉的趋势,形成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对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和算法全面赋能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显著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方式,引发了道德、伦理、隐私、规范等新的社会问题,使人工智能治理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有必要在阐释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的深层次机理的基础上,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的“变”与“不变”,并就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中间投入率的演变特征及其对发展水平的影响

文章基于1987—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中间投入率的演变特征。利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模型厘清不同阶段中间投入率变化的主导原因及各因素作用程度,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中间投入率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阶段,技术升级、分工细化等“强度效应”与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共同导致中国中间投入率长期持续增长;第二阶段,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是导致中间投入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分工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中间投入率的变化,不同阶段各因素作用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间投入率或与其相关的指标直接与发展效率、发展质量挂钩,而要区分发展阶段、区分时期、区分宏微观综合分析。当前中国中间投入率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进入“倒U”型曲线右侧下降的阶段,需因势利导,推动产业内部和部门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畅通产业之间的联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朱之鑫在首届中国发展规划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我们相聚美丽的清华园,共同见证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成立与首届中国发展规划研讨会的召开。这是我国发展规划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规划实践进行盘点和展望的好平台。

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对数字文化发展再审视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内容和形态,形成了数字与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文化数字化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扩散,使文化的创作、生产、展现、传播和消费具有显著的数字特征。数字文化化是指数字技术重构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网络数字空间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并存的虚拟世界,塑造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交往互动的范式、规范、道德和伦理,由此而衍生出基于数字空间的新兴文化形态。二者都离不开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物质基础,也离不开人类对数字空间持续的人文塑造。数字文化演进中,我们应建构数字空间的规则秩序和文化生态,重塑数字空间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营造数字空间有序参与的网络文化生态,提升数字文化发展的包容性,构建全人类共享的数字空间。

夯实基础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解读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全球经济置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环境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则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本文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研究发现:(1)从宏观层面看,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冲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其中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冲击较为严重;(2)从国家层面看,新冠肺炎疫情抑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3)从行业层面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不同行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且简单价值链活动受到的冲击强度要高于复杂价值链。因此,应竭力稳定中小外贸企业的生产,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强化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在各个领域都有新的部署、新的政策、新的举措、新的工程,这些内容的实施落地需要市场主体的认可和参与。我们既要研判发展的大趋势,也要代入市场主体的视角,从下往上看规划提供的新机会,加快布局。第一,在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中寻找机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法的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本底脆弱、系统环境超载、水沙关系失衡、水资源匮乏,其症结在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粗放式发展模式下人地关系的矛盾。迫切需要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法治化,从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经济社会布局优化调整、流域内各行政区统筹协调等多个层面对流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和规范。文章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出发,探讨推进“黄河战略”相关立法工作的策略选择,具体分析了“黄河战略”相关立法的需求、原则、框架和关键。首先,强调了解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间矛盾的现实需求,指出了现有体制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黄河流域系统性保护和治理问题的实际障碍;其次,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适应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此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关立法的根本原则;接着,构建了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流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高度价值认同的流域文化共识为牵引,以流域高水平保护和治理为手段,以流域空间管控和流域协调机构两大机制为抓手的理论框架,识别出那些区别于长江等其他流域保护立法的特色问题作为立法关键;最后,结合我国流域管理法缺位、涉水四法功能割裂、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等现实特征给出此次立法定位的思考及建议。

规划编制影响规划完成程度的定量分析

五年规划是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规划编制会对规划完成程度产生影响吗?目前鲜有研究展开讨论。本研究拟实证检验规划编制与规划完成程度二者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规划文本质量和规划实施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规划编制对规划完成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规划质量正向显著影响规划完成程度,而且规划质量在规划编制与规划完成程度间存在中介效应。规划实施过程的绩效评估在规划质量和规划完成程度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结论能够丰富规划编制、规划实施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政府如何提升规划完成程度提供实证证据。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基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差异的政府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和满意度研究——CGSS2015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的矛盾出发,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差别为逻辑起点,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研究发现:现阶段不论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情况处于何等水平的公民对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公共教育在各人群之间的需求差异性比较大。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经济收入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经济收入最高阶层人群和受教育程度研究生以上群体是满意度最低的群体;工作过的人群对于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整体是高于从没工作过的。

从宏观经济治理脉络看“以进促稳”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稳”和“进”的关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反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展脉络。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需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问题,把“十四五”后半期作为经济恢复期,珍惜和维护好发展环境,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现代化都市圈

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是坚持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一步调整优化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推动城市群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特征和趋势,辨析了都市圈、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分析了我国都市圈培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专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杨玉英教授

杨玉英教授系国内知名经济专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经济与政策、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有诸多建树。2019年6月26日,杨教授作为南宁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应邀到南宁市开展调研工作。期间,杨教授接受了我刊编辑王丽敏的专访。

地方规划权的建构与评估——基于双重差分与动态QCA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地方规划权中规划自主性之于绩效改进的宏观因果效应。鉴于既有研究对规划有效性的认知缺乏理据实证,本研究以2006—2015年两期规划数据为基础,运用双重差分与引入时间因素的多时段QCA和TSQCA方法,系统检验了自主增设公共服务类规划指标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自主设定规划指标能够对中长期绩效改进产生积极作用,且越到规划后期,指标的约束力越强;虽然从短期看规划不必然带来绩效改进,但如果缺乏长期规划,绩效改进将“事倍功半”。本文对规划权进行了初步的建构与评估,对国家治理的规划逻辑进行了讨论。

对外阐释好共同富裕的策略浅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环境和复杂的国际舆论场等诸多挑战。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历史成就、内在逻辑、政策取向以及未来预期,对外阐释好共同富裕的总体概念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相关部门以召开英文发布会的形式,答疑释惑,主动对外发声,取得了良好效果。下一步,高校、媒体、智库等各界都应认真梳理、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总体脉络和丰富内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加强传播。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要多讲述人物故事,增强贴近感,建立与受众的情感链接;丰富对外发声的角度和层次;从经济话语的角度对共同富裕进行解读;不断借用新技术手段和全媒体形态,丰富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高度重视对外话语的翻译和国际表达问题,夯实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根基。

发展规划定位的理论思考

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导向性的公共政策,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政府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依据,在凝聚发展共识、引领发展方向、配置公共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秘诀”。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难点及路径

文化是乡村繁荣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泉,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与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乡村文化的衰落和凋零、文化建设内生动力缺乏、农村居民数字文化素养不足、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不够等方面。未来应从乡村振兴全局谋划乡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着力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短板、保障村民文化权益、提升村民文明素养、传承乡村文化血脉、塑造乡村文化风貌、展现乡村文化魅力、增强乡村发展动能,以乡村文化繁荣助推农村文明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农业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前瞻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进步,绝大多数指标在“十三五”期末均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尤其民生福祉、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约束性指标,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在保障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十四五”规划指标选择,要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指标选择上要尽量实现几个转变:从数量转为质量、从规模转为结构、从过程转为结果、从物的发展转为人的发展、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对此,在经济发展方面,可增加反映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指标;在社会发展领域,列入更多反映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指标;在创新领域,要从研发投入指标转向研发产出指标,更多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