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案例的研究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得到国际支持,提升崛起的国际合法性是中国获得国际支持的必要条件。学界普遍认为,国家获得国际合法性应遵循四个原则,即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保持战略克制,其中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应被置于首要地位。本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国-—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国际支持的案例研究表明,当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已经不能维护国际秩序时,崛起国提出的国际倡议即便与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不符,只要它能起到缓解当时世界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的作用,也能得到国际支持。这显示在崛起国获得国际支持应遵循的四个原则中,崛起国提供能维持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可能要大于其他三个原则。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未必是中国崛起获得国际支持的必然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从美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某些启发。

“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俄罗斯外交一直以其鲜明的"大国主义"强硬作风为世人所知,除了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人天生具有一种崇拜强权人物的心理和对集权政治的惯性容忍,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弥赛亚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稳定成分。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弥赛亚意识"必将越来越深入地作用于俄罗斯外交。

文化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对外政策是国家决策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处理与他国或其他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战略和行动方针。由于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单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价值认同和道德伦理评判,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深刻而持久的作用。首先,文化价值观确定了国家对"我者"的认同,其次,文化价值观是确定与"他者"关系的重要依据,第三,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大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追求。

“韩流”:韩国政府对华公共外交论析

21世纪以来,"韩流"在中国的风行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韩国政府是"韩流"背后的主要推手。随着中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华公共外交。而"韩流"是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主要资源。韩国政府通过制定和推广"韩流"的文化战略,设立专门推广"韩流"的政府机构,以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企业和政府引导民间三种方式来实施对华"韩流"公共外交,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韩流"公共外交的成功除了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韩国政府与企业、民间的密切合作之外,韩中两国稳定的政治关系、两国文化上的相似性、"韩流"在推广过程中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以及大众的参与,也是促使其成功的主要因素。

美国外资投资并购审查制度的演变及背后的逻辑

历史上,美国是跨国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受益国之一,而美国也历来标榜其自由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为执行机构的外资投资并购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推动下经过了多次演变,在历次制度变革中,国会向来是制度改革的积极推手,而政府则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在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与此前历次改革相比则呈现出诸多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本文基于对美国外资审查制度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探讨为何最近这次的制度改革会出现特殊性。本文认为,在历史上驱动该制度演变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改革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影响政府决策的各因素之间基于各自利益和立场的竞争。特朗普上任后,应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影响国内政治的各因素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成为推动此次制度改革的合力,因此,需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理解特朗普此次制度变革的特殊性。此外,特朗普个人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也是导致此次制度改革出现特殊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来这一制度会进一步趋向严格,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美国大众传媒一直被称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并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一再下降,其在美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大部分美国学者主要从个人(媒体的消费者)的政治倾向、保守政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等视角来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原因。本文认为,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问题是导致其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热衷于报道颇具娱乐性质的政治丑闻;自由主义偏见使得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成为政党竞争的舞台;坚持"政治正确"的导向使得主流媒体与社会现实和普通民众的心声越来越脱节。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党极化和社会分裂则是导致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外部因素。以市场化形式运作的美国媒体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中介,体现了美国严重两极分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并且,"撕裂的社会"和"撕裂的媒体"相互作用,彼此强化。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新闻自由"的媒体并不一定等同于健康的、客观公正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