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

本文将瞿秋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成果——《"现实"》一书与俄文原刊《文学遗产》进行了宏观比对,并结合时代语境和其他文献,着重分析了瞿秋白在建构《"现实"》一书中所体现的主动性,认为瞿秋白在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述活动中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文化斗争关切。

论文艺自由论辩中的“同路人”问题

本文通过对文艺自由论辩中"自由人"、"第三种人"和"同路人"之间关系的梳理,力图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同路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革命话语的一个衍生性的表达,所谓的"同路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革命主体的界定中才能存在。

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超越性和不可能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

自足与自困--张爱玲人生与创作得失简论

人们常说,张爱玲的起点也便是她的顶点。进一步看,那顶点也几乎是她的终点。对于这样一位极富才华成名时又极年轻的作家,何以会如此?本文在对张爱玲的整体创作轨迹略作描述后,试从她自身生活的小世界出发进行考察,探究那一封闭小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孕育并成就了她的天才,又如何阻碍了她天才的进一步发展。即,那种自我"封锁",初为自足,后复为自困,这既体现于她的创作,亦复主导了她的一生。

进化论在鲁迅后期思想中的位置——从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谈起

本文通过对鲁迅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鲁迅后期一系列杂文的研究,论证了鲁迅所说的"救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并不意味着鲁迅完全否定了进化论,而是一方面在后期仍然对于作为一种科学的进化论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对科学的理解,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思考的重心。

左翼的自我纠偏对三十年代文学的拓展--以《北斗》和《文学》杂志为中心

左联对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修正,是一个长期、复杂和反复的过程。《北斗》和《文学》这两份刊物的先后创刊,体现左联自我纠正"左"的倾向、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在文学上渐取包容态度,也可看作是左翼阵营与其他文学力量积极互动的举动,这些活动显著推动了三十年代文学的拓展与繁荣。

白话诗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想之发生论——以胡适1910—1917年的探索路径为中心

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想之发生,并非只是误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各国语创史经验的产物,而与胡适留美时期自觉开启的跨语际的诗歌实践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在胡适"尝试"言文合一的有效书写体式的过程中,建立民族共同语言("国语")的意识逐渐萌生且日益渗透其间,最终催生出了"白话诗"观念——以新诗书写来"雅化"口语(白话)的意图,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想的形成奠定下了真正的根基。

论《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相关论争

讽刺、谐谑风格的作品在新文学及新诗中向被目为"小道",故而《马凡陀的山歌》问世之初引起自《尝试集》以来少见的激烈论争。赞扬它的人看到它的"新"使接受者由狭小的文艺圈子扩大到市民,而批评者或据于"纯诗"立场将其隔除于"真正的诗"之外,或于严肃的"人民本位"斥其油滑与粗俗。然而,《马凡陀的山歌》以其俗文艺美学与市井文化魅力在市民阶层中发挥了严肃文学与诗歌不可比拟的意识形态效用,对当时一味讲求"严肃"与"庄严"的"人民派"文学进行了必要的纠偏。

朱自清的诗歌批评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对如何借鉴瑞恰慈的语义学来解读中国新旧体诗展开了持续的探索。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和译介之际,朱自清主要吸收了瑞恰慈的语义学,并且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本文在梳理瑞恰慈语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了朱自清对其积极借鉴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背景,进而通过朱自清解诗诸作的前后对照,分析朱自清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变。朱自清从30年代中期对瑞恰慈理论较为直接的借用,到西南联大时期,对语义学的局限性有了深入的反思,在仍然注重诗歌语言意义分析的基础上,为诗歌批评注入了更开阔的研究维度和文学史的眼光,同时广泛吸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中国诗论传统,以及文史考证之学,以融会中西、综合涵容的方式,为新旧体诗的精细解读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