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家庭消费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水平;当家庭拥有互联网金融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减缓;更换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定义口径,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高收入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更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很大,但是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因此,普及第三方支付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成为未来缓解我国家庭流动性约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

中国股市流动性风险与价格稳定机制研究--基于波动率预警的视角

证券市场可采用两种稳定措施防止市场暴跌:事后熔断与事前预警机制。基于美国第48条规定(Rule 48)的波动率预警框架,采用同时反应波动率与流动性的逆流动性期权分析上证综合指数。结果显示,股市重挫前1到6个月具有高波动率与低流动性的特征,在缺乏流动性下,熔断机制有可能造成投资人提前卖出的"磁吸效应",反而加速市场震荡。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波动率期权预警能力最佳,还符合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预警能力可比性、有效性与一致性等稳定效果,将协助监管层更准确的提前判断市场暴跌是否真正来临。

金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构建研究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劳工条件、企业责任等问题的日益增多,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相关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金融不仅需要发展和完善自身的ESG体系,并且,由于其会与各类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会影响各类企业ESG的发展。因此,构建金融ESG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归纳、对比、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了ESG的内涵界定和评价标准,总结了国际上金融ESG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了金融ESG体系的内涵,探索性地构建了金融ESG指标体系,并深入剖析了ESG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实施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明确金融ESG定义和标准、健全我国金融ESG法规政策、严格落实实施和过程监察、加强ESG信息披露、建立健全事后纠正和惩罚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我国ESG的发展。

如何重塑金融韧性?——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分析框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韧性(financial resilience)成为了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改革的关注焦点和追求目标。但相关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给出金融韧性的清晰界定和分析框架,政策应用和研究探讨之间存在"落差"。本文追根溯源,分析了经济韧性的内涵、范畴与影响因素,评价了其对理解金融韧性的启示;同时,对近年来金融韧性相关的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梳理,从金融稳定、金融功能和金融发展三个方面,对金融韧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价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事前风险防控、事中应对恢复、事后学习反思为横轴,以金融稳定、金融功能和金融改革为纵轴,构建了一个金融韧性的二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较全面地反映了金融韧性的特征属性和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协调推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危机持续影响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应当受到长期重视。本文从尾部度量、前瞻性风险度量、金融周期、网络关联和动态随机宏观经济模型等方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后提出,后续研究应更加注重冲击的异质性分析,更多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并努力克服数据可得性、模型方法的内生性和局限性问题。而在后续实践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应该从多个角度展开持续不间断的监测,以便根据金融体系不断演变的结构变化做出及时、恰当的调整。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增收的影响——基于农业信贷可得性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互联网使用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突破了时空限制,重塑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帮助更多农特产品走向市场,带动农民增收。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对家庭农业收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提升了网络销售农产品占比。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主要增加了家庭的经济作物收入和林木种植收入。农户接触互联网渠道越多,农业增收效应越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农业信贷可得性、增加社会资本等渠道促进家庭农业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业增收的效应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四五线城市和户主受教育年限小于9年的家庭。

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245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选取中国24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土地出让收入、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和企业投资水平为门槛变量,探讨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当土地出让收入高于59.383亿元、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于26.843%以及企业投资水平高于9.318亿元时,资源禀赋才能够吸引工业企业投资;在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影响也呈现此特征,但门槛效应和门槛值大小具有差异,而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不具有引资效应。由此,建议应为资源丰富地区构建相应的企业投资价值,并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倒逼机制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转型升级。

人口结构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下两阶段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自然增长率、人口流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静态、动态两种空间面板模型,SDM、SAR、SEM三种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加深、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与流动人口增加会导致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窄;中国贸易收支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的贸易收支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聚集效应,地理相邻省份的贸易收支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与虹吸效应;中国贸易顺差存在历史惯性,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拟合结果优于静态空间回归结果。因此,应正视人口结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积极应对贸易顺差缩小,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促进外贸出口转型与优化外贸区域结构布局。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股市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由于股市高波动对流动性匮乏存在Granger-causality溢出效应,使得上证或沪深300指数在危机发生前都会产生流动性紧缩,此时若投资扩张,会增加变现难度,且未来可能面临暴跌风险。债市能用来防范应对股市系统性风险,股市、债市之间的波动风险不具备传染效果,但存在流动性单向Granger-causality溢出的跷跷板效应。股市流动性紧缩将造成资金转移至债券的迁徙行为,尤其越接近危机前越更为明显。因此,债市是股市危机时资金转移的良好"避风港"。但股市流动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能力符合宏观审慎框架的三项特征——有效性、可比性与一致性。

解读中信产业基金投资运作之道

作为国内私募股权投资界的明星基金,中信产业基金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管理运作对同业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文章旨在通过总结分析中信产业基金的成功经验,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运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亲密关系视角下债券类金融资产区位配置问题研究

首先,本文将债券类金融资产配置的两国模型拓展至三国模型,并据此提出债券类FPI应当更多地配置到"亲密关系"更高区域的结论。然后,利用2001—2014年间67个母国在132个东道国的债券类FPI头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基因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对双边债券类FPI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移民、自由贸易协定、共同语言等变量则显著为正。最后,本文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具有较强的"亲密关系",是其吸引中国债券类金融资产流入的比较优势所在。

美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结构改变研究

不同以往文献仅研究非流动性指标(illiquidity)影响,本文应用H P-Filter方法将非流动性分解成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研究过往20年美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结构转变状况。研究发现:一是股市非流动性比率的结构改变与货币政策周期有关,代表利率背后代表的融资流动性,会与非流动性比率所代表的市场流动性会相互影响。我国在实现利率市场化同时,如何减少货币政策预期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是重要的议题。二是市场流动性具有"顺周期"行为,金融危机前的流动性宽松,是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三是金融危机前短期流动性将会增加,危机发生后立即紧缩,监管机构因而可借鉴新巴赛尔协议III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预警框架,构建一套由事后被动管理转换成事前主动管理的流动性风险预警框架。

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巨大创新与变革，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互联网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逐渐改变着原有金融机构操作流程和业务模式，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在明晰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厘清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将赋予金融科技发展新的时代使命。本文围绕共同富裕“发展”、“共享”和“可持续”的核心内涵,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效应,分别从“提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三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韧性的理论渊源、国际实践和政策启示

经济金融形势越复杂,金融韧性越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重塑金融韧性(financial resilience)成为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关注的焦点,《巴塞尔协议Ⅲ》的标题更是直接表明了改革的目的——建立“更具韧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金融韧性也开始进入我国金融政策,“增强金融体系韧性”“增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韧性”“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等被反复强调。

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模拟研究

本文利用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构建养老保障水平测算模型,对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现有政策条件下,EET模式和TEE模式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障水平都不高,不同收入、不同性别群体的养老保障水平有较大差异。两种模式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总替代率和净替代率随收入的提高逐渐降低,总相对水平和净相对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上升;男性的养老保障水平高于女性;对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群体而言,TEE模式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障水平高于EET模式,高收入群体EET模式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且收入越高,EET模式和TEE模式间养老保障水平的差异越小。政策调整模拟结果表明,提高缴费上限和领取年龄、降低领取税率有助于提升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因此,应继续完善顶层设计,优化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方案,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强化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持续推进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公司内部劳动收入占比

文章采用2005—202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地,文章将技术进步、劳动力结构和企业规模效应要素引入模型,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企业所在行业、所有制、投资动机、东道国、投资模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削弱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劳动力结构优化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现象,对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缓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满意度的两阶段DEA固定成本分摊方法

考虑具有相同的投入和产出的两阶段决策单元的固定成本分摊问题。将待分摊的固定成本作为一种新的投入,建立两阶段加性DEA模型。首先证明了各决策单元从自身角度出发可以找到至少一种分摊方案,使其自身整体和阶段效率都达到Pareto有效。然后证明了在公共的权重下,至少存在一种分摊方案可以使得各决策单元整体和阶段效率都达到Pareto有效。并给出了这样的有效成本分摊方案集。为了得到公平的成本分摊方案,定义了各DMU各阶段对分摊方案的满意度,最大化最小的满意度,可以得到最终的成本分摊方案。将问题拓展到两阶段存在共享投入的生产系统中,这些性质定理同样成立。数值算例部分将本文与Yu等(2016)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指出了本文方法的优越性。本文的方法综合考虑了效率和公平,得到的固定成本分摊方案公平合理。

政府补助是否更青睐盈利企业--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6年的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其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与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其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就显著越大,获得政府补助的程度也显著越高;上市公司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能力会增强其盈利能力的政府补助效应;地方财政压力会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其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的正相关性,但会抑制其盈利能力与政府补助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获得的政府补助就越多,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政府补助效应。

研发投入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企业的研发活动与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采用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研发投入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下期的股价崩盘风险,且研发投入的崩盘效应仅存在于过度研发的上市公司。(2)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显著抑制研发投入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并未影响研发投入的崩盘效应,可见大股东监督机制有效,而管理层激励机制失效。(3)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通过现金持有和避税两种渠道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且研发投入的崩盘效应仅在聘请非四大、现金持有量较低以及非高新技术的上市公司中显著。结论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丰富了研发投入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和防范研发投入引起的相关风险提供了参考。